过去的10年可谓是“失去的10年”

　　失去的10年

　　对“香港+深圳”来说，过去的10年可谓是“失去的10年”。10年时间里，南中国这两个最独特的城市，分别经历了自己的坎坷路程，却一直“隔花人远天涯近”。

　　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99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两度视察深圳。江总书记要求深圳特区“要发挥好四个作用”，其中前三个作用“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是过去一直的用语，唯新增添了一个：“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的促进作用。”

　　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央定调深圳对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负有使命，这事实上成为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处理与香港关系时的一个原则，所以人们看到，深圳领导人常常提到，与香港的合作，是中央交给的任务。

　　深圳方面对将来可能形成的新的深港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且充满了乐观的预期。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深港合作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在1997年前后均已提出，包括：深港经济圈、深港经济共同体、深港自由贸易区、深港一体化、深港同城化、深港高科技走廊、深港姐妹城、深港湾区等。可以说，这些方案都着眼于战略的层面，希望构建一个双方战略合作的关系，在此框架下，展开不同层次的全方位合作。

　　当深圳方面抛出如此多的绣球时，香港的反应似乎是微笑着说：很好，仅此而已。不但是战略建议，即便是战术性的课题，香港似乎也没有反应。

　　1997年，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现为分管金融的副市长)陈应春公开呼吁“建立深港基金”，不果；1998年，深圳市市委书记张高丽、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会见董建华时，建议深港共建“高科技产业走廊”，不果；1999年，深圳成功举办首届“高交会”之后，深圳高官多次喊话“深港共同举办高交会”，不果；2001年，深圳市市长

于幼军高调提出构筑“深港经济合作区”，未获积极回应；2003年，香港实业家李嘉诚提出在深港边境建设“免税工业区”，深圳方面借机提出开发“河套地区”的多种备选方案，2004年中深圳市市长李鸿忠访港时，正式向港府提出共同开发“河套”，香港政府回应说会“认真研究”，迄今无果；2004年，深圳方面提出珠港澳大桥由单Y改为双Y，遭到香港方面强烈反对。

　　也许香港人被五花八门的建议搞晕了，也许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认真思考深圳对香港有什么价值。回归以后，董建华致力于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可是刚刚回归不久，就被亚洲金融危机当头一棒，之后香港经济陷入两次衰退，内部乱象纷呈，政治争拗络绎不绝，使得董先生穷于应付。和内地的关系上，香港特区首要的重心是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次是与广东、北京、上海等省份的合作，全国各省份都热衷于与香港建立形式上的互动合作关系，这足以让特首疲于应付。而深圳，虽然已经是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但是能帮到香港什么？

　　在地缘关系方面，董建华的着眼点是粤港合作。1997年底，董特首在深圳会见广东领导人时，提出了建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建议，得到了广东省的热情回应和中央政府的首肯。1998年3月30日，粤港双方在广州召开了首次会议，之后的9月23日，双方在香港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但是粤港联席会议10年下来成绩有限。早在1999年，暨南大学的封小云教授就坦率地指出，“1997年粤港两地均有这样一种反映，即内地与香港的经济交往被卡紧，合作推进十分困难”，“粤港之间经济资源的流动在这种比97前还要收紧的管制之下，其合作的推进与提升只能停留在人们的愿望之中，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两地政府的积极参与与推动下，合作的僵局也无法打破。”事实上之后的几年粤港联席会议越开越乏味，2002~2003年甚至停开了一年多。

　　被限制在粤港联席会议的框架下，深圳其实甚为不满。至少在2003年之前，粤港能谈的事情，包括口岸、简化通关手续、交通基建、供水等，绝大部分是深圳与香港两个城市之间的事情，但都必须通过粤港之间来谈，这使得效率大打折扣。

　　深圳市科协副主席张克科在其博客上讲过这样一个例子：1999年，粤港之间决定在

信息化方面开展合作，具体就是从香港的互联网国际接口，拉一条线到广东省这边，深圳提出，转过来以后能不能在福田下一个支口到深圳，香港说可以，广东省说不行，要先到广州再转过来。结果到了广州之后，8年之后到现在都没有转到深圳来。

　　2006年3月，广东省“两会”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广东省“十一五规划”，斥巨资兴建以广州为中心、辐射周边省份的交通网；同时，在已经发展的轻工制造业、IT产业，正在发展的汽车、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基础上，广东提出了加速发展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目标。事实上，随着广东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飞快进行，广东已越来越不需要香港，其推动粤港合作的内在动力不足。可以说，广东并不像深圳那样需要香港。

　　香港人这才明白过来，某种程度上，广东可以抛开香港自己建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网络。2006年4月，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发出了“边缘化”的警告。

　　其实陷入边缘化危机的不止是香港，还有深圳。相邻的两个城市有可能成为“难兄难弟”，难兄难弟需要团结起来。但是直到曾荫权在竞选政纲中的提法，才将之上升到战略层面。

　　深圳握着解决香港困境的钥匙吗？

　　“共建国际大都会”意味着双方有可能从过去的深圳单相思，走向热恋阶段。热恋的过程，其实也将是双方形成共识的过程。在此之前的近30年时间的合作，深圳固然受益匪浅，香港亦从中受益。

　　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制造业完成北迁之后，经济实已陷入困境，深圳所提出的各种深港合作计划，不单没有让香港人看到帮助自己走出困境的希望，反而让香港人觉得，深圳仍寄希望于从香港吸取血液，这使得香港亦视深圳为一个潜在的或直接的竞争者。其实深圳人需要一种新的描述方式，向香港人表明，深圳握有解决香港困境的钥匙。

　　香港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北迁之后，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第三产业占GDP90%~95%之间，制造业减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而作为服务中心，香港与它的经济腹地之间的联系出了问题。香港的两个主要经济腹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在东南亚，新加坡成为了香港主要的竞争者；在中国大陆，中央政府在90年代末向全球表明了支持上海的政治意志，在华南地区和珠三角，广州和深圳亦渐渐成长为有力的竞争对手。

　　而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已越来越有走向福利社会的苗头，开支只会刚性地增加。由于存在大量的低就业能力人口(其中主要是制造业北迁之后遗留下来的工人)，即便是服务业仍蓬勃发展，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亦有限，这导致香港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最大关键是，上述方面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香港经济腹地被分隔-城市竞争力削弱-减少外资或中国企业利用香港投资和贸易平台的可能性-香港投资机会减少，GNP财富无法回流-香港服务业更加衰退-香港财源枯萎，结构性失业增多-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治乱象频生-香港愈加政治化，民主派甚至整个香港政界更加民粹化-更快地走向福利社会，财政收支的冲突加剧-只能增税，这些都在削弱香港商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这其实便是香港过往10年来困境的真实写照。深圳如何帮到香港？

　　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让香港重建与其经济腹地之间的所有商业、金融、信息联系。2003年签订的CEPA其实便可起到这个作用，其初步实施亦确实缓解了香港的困境，这几年香港经济的强劲复苏，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是这个重建联系的过程仍是比较缓慢的。

　　如果“香港-深圳”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本地市场，由于各种要素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内部就会刺激投资、消费和贸易的成长，就会产生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香港+深圳”的概念本身成为经济热点效应，可以增强本地的和对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香港+深圳”，可使香港和深圳各自的竞争优势得以强化，而各自的短板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一个实力强大、产业结构均衡的经济体，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辐射力都会增强。对中国大陆的辐射本身，会带动整个华南地区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其对东南亚辐射力的增强，有助于中国和东盟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得它在与新加坡的竞争中居于优势。

　　“香港+深圳”(也许应该是大“香港+深圳”地区)最大的价值是在区域竞合的战略层面的。它可一举同时消除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在大珠三角地区的“边缘化”危机，一举确立其在整个大

中国经济体中的两个“经济首都”之一的地位；相比较于另一个经济首都上海，无论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法治、企业家精神，还是金融、物流、贸易平台、中介服务业水准等等，“香港+深圳”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问题的关键是，双方在达成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踏实、有效地推进城市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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