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雷颐:高考英语蒙对14分

　　主持人：雷先生呢？雷先生有一个回忆，我给网友们读一个片断：“1978年是我们国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转折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命运发生重大变化转折的一年。前三个月我是解放军战士，中间5个月是工人，最后4个月成了大学生。”应该说1978年，您个人的转折是非常非常大的，尝试了很多的角色。这个过程能给网友详细讲讲吗？

　　雷颐：我是1971年下的乡，当了四年农民，有四年农村经验，1975年当的兵。所以，在1977年的时候，部队是不许报考的，虽然我特别想上大学。1978年刚好满三年，服役期就满了，我一定要求复员。你知道我是在空军技术部队，空军地勤修飞机，一般都要5年左右才允许你复员，我说我三年已经满了，就坚决要求复员。

　　复员了之后就到了一个工厂当车工，车工是很累的，但是可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从来没有请过假，白天要上班，完全靠晚上复习。我的师傅又是个省级劳动模范，他每天提前到，我要比他更早到，他每天推迟下班，我要比他更晚下班，什么扫床子、加油等等活都要干，所以那时非常非常累。

　　后来有一次，那是夏天复习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复习到深更半夜睡着了，忽然被呛醒了，我盖的小毛巾被掉地上了，地上都点着蚊香盘，毛巾被被点着了，虽然没有着火，但是满屋子都是烟。

　　我1978年参加高考，当时变成全国统考。我们这一茬人，都没有正式学过文化课，尤其是英文，“不学ABC照样做革命”是当时的口号，我一点不会外语。当时有规定说外语只是作为参考分，我很高兴。但后来有一个也参加高考考试的工友，他跟我说不考外语没有资格上重点大学，只要你考外语，哪怕得零分也能考重点大学。我得到这个消息，就赶紧到高考办改，说我要考外语。实际上最后所有都考完了，外语只是参考分，最后证明那个消息是不确切的，好多没有报外语的也考上重点大学。

　　我就在头一天晚上找了一个外语老师，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估计就会有那两个题，“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还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我说把这两句英语写上，那一天晚上背下。可后来我一翻英语考试，怎么也找不到这两句话。同时，我第一次看到有划勾标准化答案，靠你划ABC，反正全部都是在那儿乱画，最后还得了14分，蒙对了14分。

　　但是我旁边坐着一个人好像会外语，他卷子上写了一些东西。由于外语考试当时不算总分，是参考分，监考的不严，大家都抄他，我也抄他的，也乱写了一些，反正得了14分。所以，这是挺可乐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为了这门只作参考的英语成绩还去押题了，是吗？当时就有押题的想法了。

　　张鸣：还作弊了。(笑)

　　雷颐：结果没押上，得了14分。(笑)

　　主持人：确实是比较可乐的经历。周星老师呢？你有一篇回忆文章说，下过乡，后来招工回城了。但1977年高考的时候您还没报考，当时还留恋自己那个很好的工作是吗？

　　周星：是，我比两位教授的插队经历短一点，因为我76年初插队，得到消息的时候还不到两年。我们在农田里冷乎乎的得到消息，回来议论的时候，插队比较早的摩拳擦掌就准备高考了，因为高考对他们来说等于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因为他们插队时间很长，看到农村除了贫穷落后以外，还有很多不好的现象。比如我们去的时候还没太多接触，但已经隐隐约约耳闻，为了摆脱命运，要采取各种方法，比如装病和贿赂等，因为跳出农门惟一的方式就是回城。

　　我那个时候因为插队才一年多的时间，第一没有想到有大学这个东西，我的目标非常低，最大的目的就是摆脱开农村的艰苦，虽然农村给我们很多教益，就想回城。第一次高考的时候，离春天已经不远了，回城的浪潮已经一浪卷一浪。在1977年的时候，我惟一目标是回城做工人，工人是我最好的方向，那是我的美好目标，我第一要实现这个目标，而且从各个渠道打听到，有地质队的招生，地质队也很辛苦，但是比做农民好多了。我一心想奔那儿去，在大家摩拳擦掌想高考的时候，我说我最浅显的目标就是这个。

　　第二，在福建很偏僻的乡村里，不要说进省城，进县城都很遥远，因为手头没有这个准备，没有各种资料，马上就要高考了。就像雷先生刚才说的，我们的文化水平很差，我在农村最大的受益就是学针灸、识别草药。

　　第三，一看要高考的都是16、17岁，17、18岁，我们那时最小的是16、17岁，最大是33岁，岁数参差不齐。里面有老三届，还是小三届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功底真的比我们强。平常一谈就觉得自己是小儿科，包括上大学以后，我也觉得自己是小儿科，我进的是师范，同学都是当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和当语文老师十几年的。在那个农村背景里，我想我先回城，回城当工人就是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后来果然让我实现。那时虽然心有所动，但是目标放的很低，先回城是我的目标。

　　主持人：但是为什么回城之后做了工人，已经实现自己的理想了，然后还要又决定放弃工作，考大学呢？

　　周星：那就是人的无穷动力。当摆脱农门之后，欲望就出来了，那时觉得读书是我的出路。在1978年我回了城，进了所谓的地质队，高考前的那半年是在福建的三明市实习，我分到一个非常好的工种，分了一个钳工。过去的人都知道，8年出来钳工吃喝不愁，我是钳工，是最令人羡慕的工种，所以我就每天开始琢磨着成名成家的思想，成名成家就是8年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钳工。磨螺帽，半年没有磨好，很难学，还有挑钢钎的工件，现在都没有学会。

　　雷颐：我当过车工我知道，我想当钳工都没有当上。

　　周星：钳工是工人里等级最高的。

　　雷颐：那时有一句顺口溜“紧钳工，慢车工，吊儿郎当当电工”。我想当钳工都没当上。

　　周星：跟雷先生、张先生可能一样，在那个环境里你有了一个台阶，立刻精神的台阶就起来了，要读书，这个时候进了城，有机会买到过去我们上中学时吊儿郎当学的那些教材了。也把自己的教材和找来的破破烂烂的教材，能找来的都找来学习，我读的教材里有乱七八糟涂的各种字。目标下定了，工人不是我的最终目标，钳工还是要做，但是不妨偷偷摸摸开始考学，这时就想考学，一考上就上了贼船，就丢弃了美好的钳工梦，没有成就这个梦想，但是学了半拉子的手艺，然后就开始高考了。

　　主持人：三位决定要高考的时候，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有什么样的反应？

　　雷颐：因为我当时要复员，就是抱着要高考。我家里人跟我通信也希望我复员，希望我考试，所以我家里人也都支持我考试。周围的年轻人，实际上大家都是在摩拳擦掌，都是在准备试一下，不管成不成，多数人准备试一下。但是我知道我的一些曾经一起下乡的朋友，有的当工人，有的结婚生孩子等种种原因就没有准备考试。但是我的很多朋友还是考试了，我的家人坚决支持我。

　　但是我父亲是学建工的，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觉得只有搞工程、科学才是救国、为国家做最重要的贡献。另外，只有那是真学问、真本事。所以，一看我考文科很不以为然，但是他知道我很早下乡，没有读多少书，也知道我不具备考理工科的水平。但是我第一年就考上了，还是一个重点大学，

　　周星：那时大学理工科是最好的。

　　雷颐：但是我知道经过文革，我的兴趣和我自己的知识储备、素养完全是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我说我不可能再去学数理化，不可能从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开始学起。所以，我还是上了。

　　主持人：最终听从自己心里的愿望，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学科。

　　张鸣：我当然是考文科，因为数理化没怎么学过，那时课本特别薄，都没什么东西，就是几个干公式，中学也没考过试，怎么能考数理化呢？但是我的文科还可以，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是知青，农场知青很多。文科还可以跟当地青年较量较量，基本差不多，甚至书看的还多一点。就一直想考文科，文科不行那就完了。

　　其实考之前，我父母是无所谓，我父母觉得这儿子特捣乱，老给他们惹祸，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所以没什么意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亲戚和朋友，还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根本没戏，77年甭考，考了也是白考。结果真白考了，政审被卡住了。

　　78年高考，亲戚朋友说还是不能考，还是没戏。还是有一些人乱出主意说，干脆改理科吧，理科好考。其实都是胡扯！我就听信了，文科之路眼看走不通了，谁知道形势怎么变？1977年冬天考完到1978年夏季高考，只有很短的时间，我理科根本不行，而且也没有时间复习，那个时候没有书，想复习都没有书。乱七八糟的资料，反正还是找了一点儿，还有一个知青原来想考，后来不考了，他还有一点东西，也很可怜的一本小东西，给我看了几眼，就这样去上阵了。

　　不过，我觉得1978年那时候我是超常发挥，考数学的时候，能把我所有会答的都答了，得40分。物理和化学都及格了，我算超常发挥了，真是超常发挥了。政治课，我是考试前一天到了农场厂部，不知道谁塞给我一个资料，那时考试已经很规范了，如果不拿这个复习资料根本不行，当时一晚我就复习，全背上了，就像印在脑袋里一样，这时考的政治课分数比较高，还高过录取学校30几分。但是没有用，谁让我报的志愿那么低，还是就上了。录取的时候我非常后悔，但是1978年有一个规定，不许反悔，反悔第二年不许考，那时哪敢违规，像我这样的人被整成那样，哪敢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