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为缓解紧张情绪吃安定片进考场

　　张鸣：77年我考初试的时候，最紧张的是第一场考作文的时候，紧张的我前几分钟手都颤，一个字写不出来。后来复试的时候，我说这哪儿行，他们告诉我安定可以安神，我就吃半片安定，上场就打瞌睡，死活要睡，从来没吃过这个药，后来没办法就使劲拿脑袋往桌子上磕，磕醒了，答题。

　　主持人：磕出包了吗？

　　张鸣：肯定是有包，当时没顾得上，就答题。

　　主持人：想了各种方法来好好考试。张教授，您当时考到了一个农学院是吗？

　　张鸣：黑龙江的八一农垦大学。

　　主持人：上什么专业？

　　张鸣：农业机械。

　　主持人：我知道您非常不喜欢？

　　张鸣：不仅是不喜欢，而且非常累，都是工科的知识，你这学期学不好下学期不要学了，因为下学期靠前学期学的东西解题，我每天8节课，将近做100道题，还不算试验。每天到晚上12点都没有睡，星期天没休息的。我后来想这怎么行？这不是胡闹吗？这样不累死了，后来我琢磨琢磨，发现这些题其实做几道就行了，剩下都可以完全不做，剩下都是加强的。我每次就做几道题，然后就抄，我就抄图，人家画好了，以后，我就抄过来一画就完了。(笑)

　　主持人：您后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与上大学的时候所学的专业并不相关？

　　张鸣：所以我还省出一点时间，除了上课之外，业余时间我就干别的去了，留点时间就把题抄一抄，考试之前找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他们都会整理，把各门课整理成一个东西、一个本子，我拿来以后，我说你们复习完了之后给我看半天。

　　主持人：看半天就考试了？

　　张鸣：就行了，因为之前我都学了，他整理得特别好，我考的还不坏，就这么混下来4年。

　　我最后不改行了吗？大家都不同意，同学、老师都说你不是荒唐吗？咱们学得是个本事，多少会修拖拉机，你这个玩意儿不是狗皮膏药吗，老师更痛恨(笑)。

　　雷颐：就像我父亲的观念，文科的东西是狗皮膏药。

　　张鸣：老师最痛恨，说这不是搞狗皮膏药吗？

　　张鸣：我们学校的领导说这个人能讲，历史知识多，说你就在教研室。还有一个选择是到农场当技术员。这两个我都不喜欢，但是比较起来，说算了，还是改吧，就到教研室了。我一上班周围的人就瞧不起我，说大学毕业还到教研室。后来我就不服，闭着眼睛考了人大的党史研究生，这是隔了一年。

　　主持人：隔了一年考党史的研究生。

　　张鸣：我当时想，原来这还可以做学问。原来一直想当作家，我说写小说、写剧本还用上大学。后来发现不行，我写稿子老给我退，因为政审，到我们团部核实身份，团部说这小子是反革命，不行。把我逼得要走出农场，上大学那四年我还是有作家梦，之前还写了好多小说、剧本。其实说实在的，这四年中间还是看了东西的，文化接触的很多，后来觉得不对，一把火把我写的东西给烧了。

　　主持人：作家梦就是在大学四年中间给搁置了？

　　张鸣：就破灭了。当时我觉得我更不怎么样了，就开始做现在所从事的这种学问了。

　　主持人：雷先生，您现在从事的是不是跟大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雷颐：我特别爱读书，在文革中禁书的那个年代，我们有一帮朋友悄悄在一起读各种各样的书，包括一些小说、俄罗斯的小说、文革前的小说，甚至一些哲学著作，当时公开可以读的马列著作我都读了，包括毛泽东著作，还有其他一些，想办法找了一些，冒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读。我最感兴趣的是哲学和文学，跟张鸣一样，因为当作家梦特别强烈，我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两个专业之间无法取舍，又想当作家，又想当哲学家，但最后还是当作家梦稍微强了一丁点儿。我们这一代人受高尔基《我的大学》、《在人家》影响特别大，作家搞创作，在社会上去闯荡，那是最重要的。我个人又想上大学，我想了一个什么专业呢？考古。我对考古一点兴趣都没有，但考古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外面、田野，确实下乡这么多年，又当兵，下乡的时候什么修水库、做小工，我们这一代人是比较野的，不是像在教室里能够坐下来的，就想到社会上去闯荡。我想考古挺好，到社会上、田野里挖掘，回来别人就搞考古研究，我就进行我的创作。结果那年考古是文科中分数最高的，因为考古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大家觉得那还是跟意识形态的东西相隔最远的。

　　主持人：是最安全的学科。

　　雷颐：对。当时考古是历史系下的一个专业，我的分数达不到考古，就转到历史，就这样走上历史研究的这条路。其实当时我父亲想让我考理科，我自己想我如果考理科会报考地质，因为地质能够在田野里到处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有帮助的。我当时说如果文科就考古，到社会上跑。如果是理科，就是地质。

　　主持人：都是为了实现你的作家梦。

　　雷颐：最后也没有实现。

　　主持人：最后学了历史，成为非常著名的历史学者，这条路应该走得非常完满。

　　雷颐：还可以。

　　主持人：周星老师您进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和现在做的工作相关吗？

　　周星：我们那一代人可能一个信念都很明确，想上大学，但是选专业跟现代大学生可能有相近，那时是自己选择，但是专业的选择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关系经常是支离破碎或者是曲折的。我上大学，在福建那个小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我们认大学只认上海，就是长江以南，上海最好。我上大学学的是北师大中文，中文在全国，北大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梦是哲学和历史，我的梦最好的学校是

复旦，全国最好，其次就是厦门大学。但是因为报名的时候，我妈妈帮我报名，第三志愿是中文，也填了一个北师大，因为师范大学省办是第一次录取，说给你报了北师大中文系，我根本不清楚中文系是什么，我是想做哲学和历史。哲学和历史是很思辩的，但是上了一个中文系。后来学了，觉得挺有意思，学完中文就毕业留校，又考研究生。十年之后我就转成艺术的这个专业，从转到影视学开始，就觉得很有意思了，我是这么变的。变来变去，一个人一生总会在游移中慢慢触摸到你有潜质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你可能慢慢找到位置。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网友的留言也非常多，我们只能用最后的时间回答网友的问题了。

　　网友：想问问三位，回望高考，它给你们带来了什么？高考当时带给你们的东西，以及最后你们所走的路，结合这两个方面来思考，高考是不是改变命运的惟一方式？

　　主持人：两个问题，按照顺序来，张教授先来。

　　张鸣：高考把我从农场里拉出来了，这对我来说改变是巨大的，要不然你就在那个地方呆着了。虽然我上的学校不理想，但毕竟还是进入另外一个圈子，进入另外一个群体，你是大学生了，那时比较少，这个对我改变很大。

　　其实就我来说，当初我的环境如果不是那么恶劣，可能我未必会考。实际上我现在回顾起来，我所谓的学问也没有在学校里学过什么东西，我不像这两位，像雷颐和周星，他们两位都是接受过很好的科班训练，我基本上没有。所以，我认为不见得只有高考才能成才。

　　主持人：雷教授？

　　雷颐：对我个人而言，当然上大学是一个改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个人选择很少，好比说如果是一个农村青年，恐怕只有当兵，当兵要不提干还要回去，做工人是没有农村青年的份儿，高考恐怕是广大农村青年，上个大专或者是中专都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下过乡，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刻，高考当时几乎是唯一的渠道。从前大学生就列入干部的行列，在当时社会节奏中只有三个行业：工人、农民、干部。无论是医生、工程师，都是属于干部，这是一个重大选择。

　　当然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整个开放了，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到城里打工，有的还可以农民企业家创业，已经不是当年对于农村青年上大学是改变命运惟一出路的情况。

　　我们今天讲的公平和效率，人们往往认为这两者之间有某种隔离，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现在起码证明了废除高考，执行推荐制度是既不公平又无效，高考考试制度，在这一点上，是相对而言既公平又有效率的一个制度，很难得有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制度。

　　周星：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认为高考是改变国家命运的方式。对于那个时候的绝大部分人来说，包括我们三个人，高考只是指上大学，不是你选专业，上大学成才，对那个时代来说，甚至对这个时代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改变命运的方式。所以，观念上我一直觉得高考是改变人的观念，不说是惟一的途径，对现代社会来说可能也是最主要的途径，因为你如果没接受高等教育，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包括我们看到没上大学的人，成才的比例数和上大学的成才比例数差距太大。对现代人来说毫无疑问必须受到高考和文化的选拔，所以高考的价值不说是惟一改变命运的方式，对所有时代来说，恐怕上大学至少是改变观念和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方式。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也非常感谢网友的关注，谢谢，再见！

　　恢复高考亲历者：邓小平最不满政审条件繁琐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