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火烧圆明园时英国使节未出席

　　放《火烧圆明园》时，只有英国使节没出席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领土，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英国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使谈判形成2∶1的形势。“三脚凳”就是想“以华制华”。他们想拿香港来否定我们，但我们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还制造所谓的“民意”，配合会场上的斗争。有些报纸整天发表文章，说：我们香港人欢迎英国继续统治，中共来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毁灭，诸如此类，要英国人不能让步。港督尤德这派人物尤为积极，几次策动由两局议员单独组织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对中国作太多让步”等等。

　　他打“民意牌”，我们也应该动员舆论。所以那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进行反击。碰巧当时我们拍了电影《火烧圆明园》，我记得好像是外交部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了，他怕自己下不来台，就没有出席。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港澳

人大代表、港澳政协委员时又详细谈了香港问题。这次谈话着重讲了“50年不变”和“要在过渡时期中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

　　小平同志在这一段时期，屡次亲自直接出面做工作，稳定民心。

　　这时，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香港资本主义金融市场是很敏感的，所以物价开始飞涨，老百姓去抢购日用品，港币直线贬值。

　　本来英国人是想拿这个压我们，但我们的方针是，你搞你的，我们不为所动。结果1983年9月24日出现了个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他们自己倒慌了手脚。

　　英方的几招都行不通，我们的态度又比较强硬，用柯利达书中的话来讲：“中国固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不会为了香港繁荣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而牺牲收回主权这个民族的和政治的目标。”

　　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

　　我们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我记得第2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成“恢复行使”。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

　　在头3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声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这其实是英国人的底牌。而姚广指出：“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也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1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2轮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3轮、第4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

　　对于下一轮谈判，姚广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给对方施加了压力。

　　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终于开始考虑改变态度。10月19日，在第5轮谈判中，柯利达讲到，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了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我们问他“某种密切联系”是什么意思，一定要他讲清楚。

　　12月7日，在第7轮会谈中，柯利达讲：英方不再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我们讲“密切联系”，将不会与1997年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力一并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相冲突，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未来的香港政府跟英国政府建立“权力或汇报的关系”。什么叫“汇报”关系？下级对上级才汇报嘛！他说：我们不会去挑战中国的主权。

　　但是，后来证明这又是一句假话。他们并没有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和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念头。

　　第7轮会谈之后，柯利达就奉召回国当撒切尔的顾问了，但还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换了伊文思大使当团长。中央也决定换人，1984年1月25日，第8轮会谈时，让我代替姚广当团长。

　　英方代表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就钻

　　第8轮会谈开始，继续讨论第一项议程，即有关1997年以后的安排问题。这方面展开的各项争论，都是围绕国家主权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的。后边各轮谈判，英国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步步为营。

　　我们讲我们的12条方针，英方则采取“迂回战术”。每轮谈判谈到某一个问题了，他拿出几页纸，说你这一条方针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如何如何。他这个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他的理解就是要损害你的主权的理解，不是别的理解。

　　比如说外交问题。我们说香港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是领事馆，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设高级专员公署。

　　我马上批驳：你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的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能举出你们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更何况香港未来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

　　听了我的话，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团当时没料到我会这样质问，竟一下子答不出来。商量以后，他们作了答复，我们有一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商务专员，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

　　伊文思看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英方代表就是这样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钻。

　　会谈中还涉及其他几个重要问题。比如英方提出将来香港

公务员中的外籍人士不但可以保留，而且还可以担任“最高级的行政官员”，就是说除了特首一人之外，其他的行政官员都可以由英国人来当。我们当然不能答应。

　　还有，考虑到港英政府也有实际需要，给其一定的权力批出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公顷。土地的收入是港府主要的财政收入。地价很高，中英可以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我们设个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和港英派人共同管理。把这一半通过金融运作来保值增值。所以到了1997年就有1700多个亿了。免得特区一开张，腰包是空的，薪金都发不出来。经过艰苦的斗争，英方终于对这一点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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