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大时代

　　本刊记者 胡家源 发自上海

　　2007年的第四个月份，中国股市夺走了太多的眼球，以至于人们对自己这个国家真正迈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门槛而感到麻木，也许是他们习惯于这种变化的时代了。该月，花旗、汇丰、渣打、东亚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法人银行开业，作为首批获得内地法人资格的外资银行，这意味着他们真正进入中国人的金融生活领域。

　　如果你回头去检索可以与其历史意义相当的事件，恐怕只有1978年泰国正大集团在深圳设立的一家合资企业可以站在这一事件的身旁。

　　把外资银行放进中国体内，看起来好像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随，事实上，真正变化的开始也仅仅是世界

日历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中国的金融改革历来被看得最重，求得最稳，走得最慢，而在整个金融改革这个大篮子里面，银行业的改革是慢中之慢。国家太需要四大国有银行拧住它所拥有的庞大的经济生活的命脉，为涉及方方面面正在进行之中的渐进式改革当安全阀。

　　进入21世纪后，思路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在2001年9月出版的《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一书中找到些历史的信号，该书作者为周小川。他在书中表达了对激进与渐进的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其实，这段话也是周小川1999年7月在“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把商业银行办成好银行”国际研讨会上的一个讲话。在他眼中，久拖不决的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中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既然金融改革不可回避，那么需要用另一种思路踢开所有的绊脚石。

　　从那以后，包括中国银行业在内的中国金融改革进入了一个细致但有凶悍气质的突进历程。但最高层次的手段仍然是以开放促改革，外资银行家们自此也开始了钟情于飞往上海、北京的航班。

　　他们好像等得很久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这些现代经济最高形式(银行)的机器手们的耐力，原因很简单，与他们的来历相较，等待中国开门的这点时间算得了什么呢？

　　“外来和尚”的海洋基因

　　历史总要转了几个世纪的弯之后来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件事物的起源，决定了它的本质。银行这种关于货币生意的机制也是如此。

　　公元1171年，意大利威尼斯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家近代银行，在随后的几百年里，热那亚银行、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以及著名的英格兰银行等等，总计上百家私人或公立的银行在欧洲最早的商业海岸上兴起，那正是一个海外贸易和重商主义主宰全球的“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早期意大利带有家族性质的小银行，依托于兴旺的海外贸易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批发商业，将旧式的高利贷扫进了历史的角落，这种以国家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方式，使银行拥有了稳定的财源，也令国家可以从容地应付战争和公债。

　　到了16世纪，故事仍在上演，只不过主角变成了荷兰，战争变成了商业掠夺。从当时的南非到日本，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像一个国家那样运作着，每年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所积累起来的金银货币，任何时刻都迫切地需要一个储存和流转的场所。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它支持着出海的商人们日益膨胀的野心，也充实着荷兰这个国家称霸一时的经济命脉，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取消金银兑换业务而发行纸币的银行。

　　说到底，近一个世纪后出现的英格兰银行，很好地继承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血统，并依靠着英国工业革命这个强大的商业机器将其发扬光大。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它开创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好的银行都是一个体系出来的，就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话虽然武断却不无道理，国人所熟悉的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包括来自香港的东亚银行，都无一例外是带有海洋基因的“外来和尚”。

　　这些深受海洋法系影响的国度和地区，较早地接受了银行乃是一个关于信用的商业契约之本质，也习惯了拥有真实海外贸易背景的商人和企业前来融资的传统，因为其整个国家机器，都是为这一庞大的工商业系统提供服务的。

　　他们时刻准备着向外扩张，150多年前，英国渣打银行终于以“麦加利银行”的名字登陆中国。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渣打银行创下了从未间断在中国营业的历史，成为和中国最早建立业务关系、合作时间最长的外资银行，并与其他后来者一同影响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进程。

　　不过，在新中国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渣打看到的是一个高度垄断的银行体系。

　　至少在1984年以前，中国只有一家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总分行来控制全国的金融流通，这种没有任何分工的银行体系只能适应那个没有多少存款、吃饭买东西还需要粮票菜票的时代。

　　门缝开了

　　尽管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只保留了汇丰银行、东亚银行、华侨银行和渣打银行4家外资银行继续在上海营业，但事实上能开展的业务也非常有限。

　　其中，只有渣打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指定银行”经营外汇业务，并应政府要求协助打开新中国的金融局面，其对中国的贷款业务着重放在化学及钢铁工业之上。

　　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资本在其经济起飞阶段都是相对更为稀缺的资源，因此在这种资源结构特征基础上，政府为了满足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出口导向、资本积累导向等，需要通过对银行的控制，来控制稀缺资金的配置。

　　因此，在政府的干预下，银行与企业形成非经济借贷关系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中国的银行系统需要承担历史的负担：为国有企业融资。这样的目标从银行业改革一开始就基本没有改变过，而比改革更早一步的银行业对外开放，则一开始就对外资银行明确了外汇资金的引进者以及投资环境的检验方这两个角色。

　　1984年，银行业第一阶段的改革开始，由单一中央银行的一元银行体系演变为二元银行体系，中央银行专司政策制定，不再过问存贷款业务，将其转交给专业银行办理；第二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的，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和颁布《商业银行法》，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对中国而言，国家是四大商业银行的直接所有者，地方政府也在很多地方商业银行中占有相当的股份，政府决定对各类商业银行的高层人事任免。如此政府和银行关系，决定了银行不能在政府意志之外独立自主地按商业原则运行，而很多政治战略下的核心决策变量，比如就业以及地区收入差异等，都需要银行来协调。

　　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承担了补贴国有企业以及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资金两个政策目标。

　　2003年底，中国银监会成立，中行、建行成为股改试点并注资450亿美元，拉开了国有独资银行向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变的大幕。而这一年，正是外资银行被允许从事人民币对公业务的元年，距离中国政府承诺全面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只有3年。

　　这3年里，中行、建行和工行相继完成了引入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的一系列事件，而外资银行则通过以战略投资者的身分参与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一方面绕过市场准入的限制而得以分享我国经济快速成长所带来的金融溢价，同时通过与国有银行的各种各样的业务合作，为进一步的扩张积蓄着力量。

　　不仅如此，它们通过参股持股、协议并购的方式，将金融资源丰厚的发达地区一些中小型商业银行收入囊中，尽管这些银行的财务状况参差不齐，但由于具备了一定的客户基础和业务实力，也成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捷径。

　　还是到了2006年12月11日，某种意义上的“最后审判日”，在“狼来了”之声不绝于耳之际，视外来金融巨头如“洪水猛兽”的忧心者预测“外资银行将强攻中国市场”。

　　与狼竞争从何谈起？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就未来国内银行业市场的竞争问题曾表示，在中国的国有银行纷纷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上市之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已经迎来了巨大的转机。以前的竞争，主要是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当地化，竞争主要集中在东部城市，主要集中在几个重点的产品。但未来，在引入外国的产品再运用到我们大型商业银行的网络里面，国际性的竞争将一下子在全国彻底铺开，竞争的烈度和强度完全改变了，这个竞争会推动整个中国银行业改革进一步发展。

　　不过，就目前来看，外资银行在全面放开的初级阶段还不能给中资银行带来实质性的生存威胁。

　　可以看一下2006年7月24日穆迪放出的《中国银行系统2006年展望》，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弱势地位”一目了然，截至2005年底，外资行在中国的银行总资产约合7000亿人民币，该数字仅占中国银行总资产的1.89%，穆迪对此的注释是“尽管这一水平相比2004年9月已经上升了40%，但还是相当小”。

　　而根据银监局的统计，截至2006年12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1033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8%，比穆迪预期的还要少。

　　银行业务可以基本分为两块：一部分是传统业务，包括一般贷款、简单外汇买卖、贸易融资等，主要是靠大量分行网络、业务量来支持。另外是复杂业务，如衍生产品、结构性融资、租赁、引进战略投资者、收购兼并上市等，这些并不是非常依赖分行网络，是高技术含量、高利润的业务领域。

　　就连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黄晓光也不得不承认，在传统业务领域，中资银行有非常强大的优势。不过，外资银行在复杂、专有性产品方面，相对来说优势比较明显。更多的外资银行希望看到的只是“外资行与外资行竞争、中资行与中资行竞争”的局面，显然现在与中资银行迎头相撞，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

　　最有可能的是，外资银行会尽量避免正面竞争，而是通过合作使得中资银行成为自己全球分销网络的一部分，而中资行则用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

　　国外，商业银行一般都不是靠“吃利差”过日子，而是特别重视提高银行中介的运营效率与专业化水平，增强银行体系的竞争度。譬如，美国、日本、英国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益比重均在40%左右，美国花旗银行收入的80%来自于中间业务。

　　在中国，中间业务的比例要低得多，2001年四大银行中间业务平均仅占8.5%左右。虽然近年来中国银行的中间业务增长迅猛，但和国际银行相比还是低得多。

　　试想一下，外资行已处在“中间业务时代”，而中资行还处在“利差时代”， 拿什么去和人家竞争？

　　中国银行之所以长期处在“利差时代”，按照瑞银

证券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师安德森的看法，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银行业拥有亚洲最大的存款利差，还有着最高的存贷款比率。存贷款业务一直都是中国银行业最重要而且最稳定的盈利来源，这个稳定的利润来源可以帮助财政机构度过困难时期，同样也帮助中国银行股成为香港股市最炙手可热的

股票。

　　既然有这样一条稳妥的利润来源，中国的银行们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继续开发新的盈利渠道。政府保护下的盈利途径，也许很快就会变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症结已经快要完全解开了，还通过上市募集了大量资金，政府在内外压力下逐步实现利率自由化应该是趋势，利差在市场作用下将会趋于平均，失去了盈利空间。

　　更何况，中国股市目前的牛气冲天，让监管层对资本市场将来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有了不少信心，在直接融资可以更加便利实现的时候，中资银行里巨大的存款余额要贷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