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的文化苦旅

　　-吴东晓

　　为什么要从百年中国的历史讲起呢？按照刘梦溪先生的说法，“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三大时期之一(其他两个时期是晚周和晚明)，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也是东西方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点。而与以往两次文化冲突、碰撞、融合(汉代佛教传入中国，明代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结果不同，这一次的撞击是西方用“坚船利炮”敲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割地赔款成为惟一的选择。在这一时期，国家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境地，华夏文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遭到根本性的动摇，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条件。面对建构了现代文明和工业体系的西方文化，尚未从小农经济和封建制度中转过身来的中国文化败下阵来。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陷入了充满血泪和耻辱，饱受西方列强蹂躏的境地，已不堪忍受，而1895年甲午战败带给国人的震撼是，昔日的“泱泱华夏”竟然也败给了邻近的“琉球小国”，脸面何在？出路何在？国力羸弱，政府无能，统治腐败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但这其中有没有国民性的问题？文化上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晚清变故迭起，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仁人志士首要的任务，无暇对中国打败仗的原因进行系统探讨。对文化传统的理性反思和深度批判注定要由20世纪初的五四精英来承担。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而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无所顾忌”、“不怕揭丑”、“不留情面”的检讨、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如此，也才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它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至今仍然为我们所追求。然而，与以往文化传统的自我更新不同，五四精英们是对五千年文化和传统的一次总清算，包括其中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以“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路。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他的“全盘西化”思想也反映了当时文化界为了与传统彻底决裂，寻求治国良策，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是思想与思想的冲突，主要打击的是以“三纲五伦”为中心的儒家伦理传统，否定的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传统。而5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则是非理性的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遭破坏的是世代相传的小传统—民间信仰、文化和习俗。孔子说，“礼失，求诸野。” 意思是说，在上层社会礼乐崩坏的时候，还可以到郊外、到民间去寻求礼乐文化，民间有着丰厚的道德和文化积淀。事实上，民间的小传统通过“言传身教”和“口传心授”的方式比社会的大传统更稳定，更隐蔽。然而，一场“文革”把民间的小传统也彻底破坏了，不用说民间各地的历史文物、建筑遗产毁坏殆尽，就连家庭伦理、人际伦理也几乎全盘摧毁，“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儿传统意味的道德，全部荡然无存。”

　　刘梦溪先生认为，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参照系的五四反传统，虽然造成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大面积流失，但也是一种学问和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而文革时期的反传统，则是无知者对传统的彻底割裂与毁坏。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文化传统的流失问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如台湾作家龙应台所言，“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前不久，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化论坛—世界文化多样性”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普遍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各国在传承与创新中，必须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进而保持民族的独立性。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传统面临危机、遭遇挑战、发生变革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回顾这一时期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变迁，不仅仅是反思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构建现代文明体系架构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重识文化传统的历史价值，沟通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

　　《中国高端讲座—文化的要义》一书收录了多位在历史文化领域中著名学者、专家的讲座，涵盖文化传统流失与重建、儒学与人生、书法艺术、道教与21世纪、建筑文化等多个文化热点问题，每一篇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