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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教授:大学急剧发展以牺牲尊严为代价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4日09:19 南方人物周刊
转型社会 任剑涛 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 本刊记者 曾繁旭 42岁那年,任剑涛当上了中山大学政务管理学院院长,从此他开始把一些西方的大学理念用于具体的办学之中。 他开始要求学院的老师们安排一个Office Hour(办公时间),以便学生前来讨论交流,而不管多忙,他自己都会固定在一周中的某一天待在办公室里; 他开始用一种全球性眼光办学,他的学院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引进博士生。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的大学开始裁员,一部分优秀学者无法获得财政支持,他趁机到香港挖人,“一些优秀的人才就此加入学院教师队伍”; 学院与西方名校合作,每年送一些选派的学员到牛津这样的名校去学习;…… 当然,这样一套西化的大学思想,是很难完整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本土能吸收的,只是很表面的那部分细节。 因为,“谁也无法逃脱扩招指挥棒的宏观调控,谁也无法阻挡越滚越大的雪球”,所以,尽管他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在各家媒体写文章,批评当前的大学教育,但他所“主政”的学院,也不得不卷入大学大跃进的洪流之中。 明确中国的问题 他是公认的善于演讲的老师,因此有人说他是天生的政治家,但他说自己没有做政治家的野心。 1962年任剑涛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小学和中学期间,正赶上“高歌猛进,战歌嘹亮”的“文革”。到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读大学期间,“如饥似渴”,却“对知识的脉络毫无了解”,以至于“往往为表面现象或者道德热情遮蔽了理性的眼睛”,这些经历使得他今天成为了单纯道德热情的坚定批判者。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他与很多研究者一样,开始研究“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成为这样,中国的国民性是怎么样的”,1992年他出第一本书,就是谈论中国国民性问题,结论是惟有改造国民性,中国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 在今天的任剑涛看来,这些结论非常幼稚可笑,“有勇气而没有理性”,“看见针眼大的天,就认为那是中国文化”。 1994年到1996年读博士,做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研究,“关心中国的伦理政治为什么建构在那么精巧的理论上,而实际上却不能发挥政治效用”,“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伦理政治可能代替法理政治”。 1998年,杜维明先生到中山大学考察。任剑涛跟他说,新儒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头,个体心性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关键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这样的表述切中杜老先生的思虑,他决定资助任剑涛到哈佛去做访问学者。这趟访问,对任剑涛的研究和价值立场产生了根本影响,他开始“由原来国民性的反思到传统文化的理性分析,转到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来”。 在哈佛,任剑涛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乃至整个现代政治的设计,都有了一个通盘的考察,并开始用现代性的立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问题,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落实在社会政治生活上,一个国家的有序、发展以及成功的转轨,都要落实到政治平衡上”。此后,他出版的所有书籍、发表的所有文章,始终都在讨论政治制度怎么安顿,政治与经济怎样和谐,如何解决中国现代性和传统性接轨的问题。“没有这些,一切免谈”。 课堂上,任剑涛是一名认真的老师,“没有任何一节课、任何一次讲座偷过懒”,与此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介入社会,他是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的智囊团成员,不停地给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他批判社会,也“注意释放善意”;他是一个学院的管理者,甚至是扩招的获益者,却公然向大学扩招发起攻击。在那场著名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之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主义的坚定鼓吹者。 大学生失业,是国家的悲剧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大学扩招:大跃进必然大欠债》,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 任剑涛:高校7年扩招,造成2000亿的债务,这确实是一个由金融问题显示出来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大学扩招来缓解社会矛盾,但现在大学负担了超过自身承载力的期盼和使命。一直以来我们都追求“多快好省”,但制度现代化确实需要“比慢”,慢工出细活。 人物周刊:大学过度扩张和适中扩张的边界如何界定? 任剑涛:边际平衡问题本来是公共政治一个最重要的指引,就是要找到一个边际的契合点,或者叫最满意点。大学问题上,我们要考虑几个边际问题:经济发展的边际——我们能为大学提供什么样的经济配置;政治发展的边际——我们能否让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学;社会政策的边际,比如大学生就业问题,就业的社会政策有没有解决等等。 从大学的内部边际关系来看,大学里头的三权,学术权、行政权和管理权,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匹配。现在的大学管理权是最弱的,大学行政权基本上吞噬了这个管理权,而教授治校的提法又掩盖了教授治学的重要性。 在这些边际问题考虑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 人物周刊:现在大学生就业相当困难,有人说“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您怎么看这个现实? 任剑涛:如果“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真的成为中国一个社会现实的话,这是一个悲剧。现在有人说我们的大学生就业可以到西部去,可以做屠宰工,可以去扫厕所,可以做家庭保姆——确实,对一个成熟的多元社会来讲,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吃惊。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相对于总的人口比例,大学生的数量还非常少,相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对于技术动力和精神动力的需求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发出大学生应该调整自己心态、接受一般工作这样一种不正常的高调,肯定是国家的悲剧。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你进入什么学校,之后有什么样的收益,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学校跟社会、市场的分流已经稳定了。 在就业的比例安排里头,能不能有一个比例,专门给予贫困学生或者贷款学生,这个要看国家政策的技巧水平。我们现在的政策是粗放型的,没有一个就业比例的配置问题,更没有性别比例、地缘比例、社会阶层比例等等。而美国的政策安排就有这样的一个比例,比如对黑人就有一个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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