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为何总是短腿？

　　然而恰恰就在前几日，继圆明园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之后，太湖蓝藻爆发，导致自来水污染。疯狂抢购纯净水的无锡居民们，将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度过环保日！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一场场有关环保的国际谈判，一件件污染事件，早就在我们周围无孔不入地呐喊着、警示着：“环保形势严峻”。

　　龚丹韵：颇为无奈的是，中国尚处在工业化进程中，贫困地区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睁大了眼睛盼投资。当“环保”和“生存权”发生尖锐矛盾时，让他们放弃触手可及的发展机会，现实吗？

　　戴星翼：环保与发展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渐渐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二十多年里集中出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先污染后治理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大量的数据摆在面前，以目前对资源的损耗趋势、污染程度来推算，中国经济很可能发展不到先污染后治理的那天，资源就提前枯竭。这无关任何理论和价值判断，而是严峻的现实，逼得我们现在必须顾虑环境。

　　何况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无论到什么阶段，财富增长的愿望都会永远存在着。所以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科学的环发关系。在此架构下，环保像一头牧羊犬，将发展“看守”在适当的范围内。好的环保促进经济发展，好的发展自动产生良好的环境效应，不应该割裂两者，刻意将它们对立起来。

　　龚丹韵：那您又怎么解释：一碰上发展机会，大家就是不愿支出环境成本？每每总是严重到明显损害居民健康和生活时，才亡羊补牢。

　　戴星翼：将心比心，人往往只顾得上眼前，谁都想压缩成本，赚取更大利益。发达国家直接花在环保上的力气，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而有效。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呢？关键在于，环保不是道德意识问题，而是经济转轨问题。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实现了调整，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工业占的比重从50%降到20%。而服务业的能耗污染仅为制造业的1/3。再加上技术进步和能源升级换代，比如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天然气几乎没有污染，能效比煤高20%。这几项相加计算，一大半的环境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相比而言，在我们这个“世界加工厂”里，一个个单位、一个个指标限制污染，费时费力，也杯水车薪。比如中国每年要用钢4亿多吨，再怎么限制每吨钢的污染排放，乘以4亿，总量还是大得惊人。美国和日本工业化历史上的用钢高峰也不过1亿多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治之道，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龚丹韵：可产业结构转型同样是老生常谈的难题，更不可能一步到位。

　　戴星翼：确实，从人口总量、国土面积以及资源结构的复杂性来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但这不能成为借口。拿邻国日本举例，其资源条件的困难、人口密度与我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在中东石油危机冲击下，日本经济从1973年开始转轨，粗放型增长结束，人均能源消费1973年-1985年没有动过，GDP却翻了一番。我们只注意到日本是技术大国，其实他们更是环保大国。70年代实行日本列岛改造计划，90年代提出环境立国，其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现在走在全世界前列，前后也就花了20多年时间。而以色列更是长期在战争环境中建设成发达国家的，每十万人中的高科技人才比例远远超过了美国，是典型的勒紧裤带搞研发。

　　由此可见，发展条件先天不足，不能说明什么，关键还是需要用制度的重拳推进，加强资源节约的制度能力。

　　龚丹韵：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经说，环保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并不是简单地想要关停、想要惩罚，就能做到的。表面上是环保与经济的博弈，更深的层次是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利益集团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结果环保举措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戴星翼：我国环保问题的最大执行难点，不是政绩考核唯GDP倾向，也不是地方党政负责人的任期制，而是财税体制。为了调动下级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分灶吃饭”，上级放权给政策，使得下级成为利益主体。下级单位因此患上强烈的投资饥渴症，不惜一切招商引资，滥用资源，为自己的财税收入开道。这样的利益格局导致谁搞农业谁吃亏，谁搞环保谁吃亏。在此过程中，国家维护生态安全的能力逐步遭到削弱。而相关的环境保护法也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经济和环保的天平上，不合理的财税体制，是环保的万恶之源。绿色GDP实践起来波折重重，原因也在于此。有哪个机构可以既当破坏者，又当保护者？根本利益机制没有理顺，强有力的经济利益冲动无法遏制，环保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再说，面对成千上万的企业，监管任务何其沉重，付出再多的社会成本，可能也管不过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环境权，主动捍卫环境。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比如在纽约，如果隔壁邻居草长于10英寸，你就有权投诉他妨碍观感，影响景观。我们有关环境的法律体系还非常薄弱，这方面大有可为。

　　龚丹韵：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有些环保立法意识超前，在现实中根本办不到。

　　戴星翼：这涉及到全民的环保意识究竟在怎样的层次上。

　　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正是来自公众。1962年一位美国生物学家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由此点燃了现代环保思想的火炬。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群众参加了环保游行，之后这一天被称为“地球日”而得到永久性纪念，也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可以说，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运动。公众环保意识的萌芽，意味着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科技迅猛发展下，人类盲目自大，相信能征服自然的观点，逐渐产生了转变。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理性的有限性，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与此相伴随，反省现代化的思潮一拨拨涌来，整个社会从工业化向后工业转型。

　　与西方国家不同，从“基本国策”到“科学发展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是由政府首先推动。对普罗大众来说，仅仅几十年的发展，有些地区温饱尚未解决，发展尚且不够，远没有到能够自觉反省发展方式的地步。近几年公民的环保意识增强，也是一次次灾害报复和政府宣传所致。环境权、生态正义这些概念我们依然理解得比较简单。这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是无可奈何的。然而以目前的严峻形势看，全民环保意识再不加强，制度的约束力量再不见效，恐怕就来不及了。

　　龚丹韵：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绿色贸易壁垒、国际环境条例的谈判等，也频频让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时，处在被动。

　　戴星翼：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健康和动植物安全，是世界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其生态上的正义性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否认其中夹杂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成分。但是，区分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保护主义，既无必要，也是徒劳。因为我们不可能将这些目标完全区分开。生态正义的名义可能会被滥用。事实上，公平、正义，所有这些看上去很美的人类目标，都可能会被滥用。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社会的进步。以环境为由的贸易争端，永远不会随着自由贸易进程而消失。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不是幌子与否，而是在绿色壁垒成为一种趋势的前提下，究竟应该怎么办。

　　至于国际谈判，发达国家被指责曾过度损耗环境，所以要承担更大责任，发展中国家被指责对现有的资源环境造成了压力。其难点在于，地球只有一个，而国家却数以百计。这涉及如何解决全球公共利益，如何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机制。从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可以看出，作为环保运动发源地，却拒绝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归根到底，这是一场利益之争，而不是环境保护。

　　龚丹韵：换言之，我们目前最首要的，还是立足国内，真正走上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戴星翼：是的。什么叫发展？不是单纯的GDP增加，不是物质消费了多少，而是人力资源的积累。我国廉价劳动力的背后，意味着廉价的环境、廉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由此难以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形成恶性循环。可持续发展，即尽量不要剥夺自然资源，依靠人的无穷智慧，用更好的技术，解决发展道路中的难题。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以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的发展过程。不能把发展和增长画上等号。永恒的增长只是癌细胞的信条。

　　戴星翼 1951年生，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与公共政策。先后参与过上海及周边城市多项环境保护规划和方案研究。其演讲被学生认为是“难得有观点的环保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