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30年特刊:“高考对我影响不大”

　　作为城市考生，杨念群参加高考只是做了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杨念群

　　1981年从北京市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民国思想家梁启超、名人杨度之后。

　　他从小就喜欢文科

　　在上初中的时候，杨念群的家住中关园，那里都是平房。对生活在北京的他而言，参加高考没有什么生存的压力，主要还是为了选择自己喜好的事情，这是最大的动力，择业等其他问题倒在其次。

　　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得清高一点就是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那时基本是‘为己’的状态。我从小就爱人文类的东西，我爷爷虽然是

留学德国的理工科博士，但是家里有很多包括《资治通鉴》之类的线装书，他还教我念唐诗。”杨家后面住着号称“哈佛三杰”之一的哲学家任华先生。

　　任华先生长期卧病，杨念群经常到他们家乱翻书，一头扎进去不出来。“因为他是搞哲学的，家里这类书特别多，像黑格尔的《小逻辑》之类的书，我实际上看不大懂，就是爱乱翻，有一种天性被吸引的因素在里面。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我，使我对文科有兴趣，并一直保持到高中。”杨念群偏科很厉害，数理化基本在六七十分，而文科一直很优异。到后来，数理化成了他的一个拖累，而学文科基本上就能彻底抛弃数理化的束缚所以，升入高中之后，他很自然地选择了文科。杨念群的父母都是学理科的，他们也想让他学理科，但是不符合杨念群的兴趣，他们也只好作罢。

　　杨念群的高中是在北京101中学上的，这所学校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上世纪50年代是高干子弟集中的地方。他们那个年级当年有7个班。杨念群所在的文科班大约有60名学生，当年考上大学的有12人。“学校对高考还算抓得比较紧，也有各种试题和考卷，但密度肯定不如现在这么大。我们也上晚自习，对文科班的学生来说，主要是背一些东西。”在高中阶段，杨念群没有像现在的高中生那样如临大敌，课余时间看了好些历史、哲学的书，有些也没看懂，而他考大学的目的就是进入大学以后能够多看小说。

　　参加高考时，他的心情很放松

　　虽然也有压力，但杨念群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尽力去做就行了。

　　“而且，我自己心里有底。我自信肯定能上重点大学，问题就是能不能上北大。”参加高考的时候，杨念群心情很放松。数学考试有两道大题不会做，他就趴在那儿睡觉，准备不行就第二年再来。“但是，我对文科的考试还是比较有信心。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把我的分数排位弄错了，我母亲就急了，我对她说，您别着急，这肯定是弄错了。经过折腾一番之后，又重新调了过来。当年数学作为参考分，过了50分就可以上重点大学。没想到，我考了51分，刚好过线。我的文科考分都比较高，好像都在90多分。”按照杨念群的本意，是想上北大的，但是最后差了三分没上成。

　　当年北大的录取

分数线好像是420分，他考了417分。后来，人大和北师大都录取杨念群，在他准备去北师大的时候，档案被人大截留了。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高考对杨念群的人生改变并不是很大，它只是让他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出于生存压力的逼迫。

　　

　　秤

　　者，公平之具。

　　高考欲以固定之器于芸芸众生中取舍。

　　固定变化之间，命运改变甚巨。

　　在“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中，虽然农民和市民在表面的高考制度前享有同等权利，但事实上，农民和市民的不平等非常明显，中国的农民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和市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基本没有公平可言。对农民来说，高考从来都是以改变身份为第一追求目标。高考制度的恢复，至少在初期，其实并没有更多考虑农民的利益，这一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还是城里人。恢复高考制度，无疑迈出了历史的第一步，但对于这一制度恢复初期的历史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清理。

　　□点评人谢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