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30年特刊:高考是“城市通行证”

　　对于农村孩子秋风来说，高考是他脱离农村的惟一途径

　　秋风

　　本名姚中秋，1984年从陕西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现供职于媒体。

　　父亲把高考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下，对于农村孩子来说，高考是脱离农村的惟一出路。

　　秋风所在的那个村子，就他一个人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他记得，高考恢复之前有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情况，那绝对是一个不平等的时代，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全部都是乡村干部的子弟。

　　秋风是1973年上的小学，1978年上的初中，这时已经恢复高考了。

　　秋风的父亲在“文革”前参加过高考，但没有被录取，后来他就把希望寄托在秋风身上，对他有很多鼓励。受此影响，秋风在初中、高中学习一直都很认真，学习成绩也比较好（实际上是考试比较好）。“就我的学习来说，并非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也有兴趣的因素在里面。”秋风的高中是在陕西蒲城县杨虎城中学上的。他们那个年级的大多数学生都是从农村来的，编班的时候，有两个班的学生全部来自城镇、城郊，属于普通班。他所在的属于重点班。来自城镇、城郊普通班的学生，大部分在预考的时候就被筛选掉了。到最后，他们班四十多个参加高考的同学中，城镇学生只有几个，家庭都是“吃皇粮”的。“在我的印象中，城镇的学生很少有认真、刻苦学习的，这可能是他们有退路的缘故。”秋风他们准备高考的过程完全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疯狂的复习，疯狂的做题。

　　农村考生的录取

　　1984年，秋风参加高考。临近高考的时候，学校为了激励大家，增加大家高考的保险系数，让他这个不积极的学生入了团。有趣的是，他连申请书都没有写，就成了团员。“还有一个现象是，有很多高考成绩非常好的农村学生，上的都是非常烂的大学，这就是老师误导的结果。老师为了保险起见，故意压低一档，让学生报那些比较差的学校。”当时，他们班里面有好多孩子在老师的这种导向下，都报考了较差的大学。

　　秋风回忆：“我当时很想报考北大，但是，老师劝我报考人大，因为人大的录取分数要低一点。从后来的分数来看，我上北大大概也没问题。考上人大以后我知道了，和北京、上海等地的考生相比，我们的

　　秤

　　者，公平之具。

　　高考欲以固定之器于芸芸众生中取舍。

　　固定变化之间，命运改变甚巨。

　　在“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中，虽然农民和市民在表面的高考制度前享有同等权利，但事实上，农民和市民的不平等非常明显，中国的农民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和市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基本没有公平可言。对农民来说，高考从来都是以改变身份为第一追求目标。高考制度的恢复，至少在初期，其实并没有更多考虑农民的利益，这一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还是城里人。恢复高考制度，无疑迈出了历史的第一步，但对于这一制度恢复初期的历史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清理。

　　□点评人谢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