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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廉政公署每年接待200多个内地考察团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6日09:40 南方都市报
反贪“零容忍”为师内地 香港廉政公署每年接待200多个内地考察团 1997-2007 香港点解 □采写：本报记者 虞伟 “香港胜在有ICAC”，这句话在香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香港的法治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廉政公署这一独特的机构。回归十年后，香港仍是全球的“反贪典范之都”。长期以来，香港廉政公署(ICAC)以执法、防贪和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成功控制贪污顽疾。回归以来，两地经贸关系日益密切，针对伴随出现的跨境贪污案件，廉署与内地不断深化合作，畅通跨境取证的通道，成功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近年来，有内地人在香港身陷贪污泥潭，廉署也已经注意到两地合作反贪的重要性，在打击的同时亦积极开始预防工作，避免更多人误入歧途。 合约制招聘员工反腐 成立初期，廉署人员工作没保障 张松达自豪的说自己是半个内地人，可11年前，他还不会用普通话说“可乐”二字，对内地也很陌生，甚至不知道内地有反贪局。10年来，张松达一直是两地合作反贪的关键人物。他是廉署执行处总调查主任、内地(行动)联络组主管，专门负责与内地联系，安排两地反贪人士跨境取证。 1996年之前，张松达一直是廉署的一名侦查员。1975年，那年他28岁，源于“对贪污的痛恨”，抱着“一定要予以铲除”的信念，放弃了做飞机修理方面的工作，报考廉署，从14000多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贪污非常严重：考驾照要给教练和考官的中间人送钱，请消防队救火要先给钱，开饭店办执照也要先送钱，警察则更是到处收黑钱，庇护非法场所。政府机构上至高官，下至基层工作人员，同流合污，市民饱受剥削，申诉无门。直到1974年2月15日，高度独立的廉署正式成立，它直接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当时为香港总督)负责，向贪官敲响了丧钟。 成立初期，办公条件比较艰苦，没有拘留室和辨认室。张松达白天在外面调查取证，晚上就要回单位看守疑犯，“最忙的一周才睡10个小时”。当时民众对廉署能否成功治理贪污持怀疑态度，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廉署人员工作没保障，是否会认真工作。廉署采用合约制招聘员工，合同期限为两年半，可以续签。合约期满就不再享受公费医疗，也没有退休金。月薪与公务员差不多，合约期满后，工作达标就可获得一笔酬金，相当于两年半总收入的25％。 张松达和同事专心投入工作，一开始就突破了很多大案，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贪污案件。1976年侦破了九龙交通部贪污案，16人被捕。司机只要贿赂这个团伙，就可以获得一张不被罚款的特别标签，贴在挡风玻璃上，就可以畅通无阻、任意违章。廉署强有力的工作，让那些收惯了黑钱的警察大为恼火，1977年10月8日，超过2000名警务人员纠集在一起游行，抗议并冲击了廉署，形势一度失控。张松达坦诚地说，当时警察手中持有武器，还真有点担心，幸好没能冲进廉署。直到1975年11月5日，港督发表特赦令，决定对1977年1月1日前的轻微而又未立案的贪污行为既往不咎，这才平息了风波。 廉署通过执法、防贪和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不久便成功控制贪污顽疾。谈到成功的经验，廉署首席联络主任李程宝娴详细解释了三个部门的职能：执行处，通过严厉执法，打击惩治违法舞弊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令贪污分子“不敢贪”；防止贪污处，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堵塞制度漏洞，减低贪污机会，令有贪念的人员“不能贪”；社区关系处，在社会中持续提倡反贪意识和个人操守，巩固廉洁文化，同时针对贪污风险较高的主要行业，度身定造防贪教育计划，令所有人都“不想贪”。 回归以来，香港保持了廉洁，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非政府反贪组织“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显示，香港一直列入世界上最清廉的地区之一：1997年，香港在52个地区中排列第18位，2006年在163个地区中排名第15位。 回归前的反贪合作 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间人，转达协查信息 1987年，香港的经销商收受贿赂，将理应卖到香港的汽车却运到海南省出售，因为当时内地汽车售价更高。这件跨境贪污案件给廉署带来了挑战，不去内地取证，就无法将疑犯绳之以法。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港，人潮、资金、货物、资讯川流不息，促进香港繁荣的同时，也滋生种种跨境作案的机会，廉署早就开始了国际司法合作，进行跨境取证合作，但遇内地合作还未有先例。 按照以往海外取证的经验，只需要同相应国家的司法部门联系，以便求得协作。可当时两地交流存有障碍，怎么交流，同哪个部门联系，廉署一直无所适从。无奈之下，请新华社香港分社转达跨境取证的请求。幸运的是，不久就有了回应，内地检察院协助寻找证人，廉署人员前往海南顺利取证。 差不多同一时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也有一个案件，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请廉署协助寻找证人。这两起案件合作之后，廉署和内地检察院均意识到了跨境取证的重要，双方在1988年设立了“个案协查计划”，但需要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间人，转达协查信息。回归前，两地往来尚未密切，双方需要协查案件还不多，1988年才只有6起，当时张松达查案20年，也没公派来过内地。 1996年10月，廉署意识到香港回归之后，两地的各种贸易往来必会越发频繁，跨境贪污的数量可能有所上升，于是设立了内地(行动)联络组，张松达被任命为主管，这一干就是11年。1996年底，张松达第一次有机会公派来内地，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做交流，他这才知道“原来内地也有反贪局”，他这次还在酒桌上出了“洋相”：吃饭时说要喝白酒，他还以为是白葡萄酒，一看白酒他就慌了，之前他从来不喝白酒。内地喝酒第一杯就要干杯，喝下去后，呛喉咙，想吐出来也不好意思，只能捂着嘴巴。 不到一年，香港便回归了，之后两地协查案件数量有所上升。回归第一年，张松达说“协查案件的数量比往年总和还要多”，2003年已升至106起，截至2006年底，廉署人员共到内地300多次，会见约500名证人，内地来港500多次，会见了900多名证人。在合作中，廉署成功打击了跨境贪污犯罪，将不少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包括香港一家上市公司主席，夸大了在内地企业的盈利。 协查案件增多让张松达倍感压力，因为这条通道对双方反贪工作有巨大的帮助，稍有不畅，就会让一些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不过令他欣慰的是，双方合作一直运行良好，张松达高度赞扬内地对这个合作的重视，提议设立了粤港澳个案协查座谈会机制，从2005年开始每年定期举行。 通缉周正毅拘捕黄宏生 在内地不是什么大问题，在香港就可能触礁 2003年11月，廉署实施了一个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派出近百人来到创维集团的香港办事处采取行动，拘捕了创维数码的10名人员，其中包括主席黄宏生、3名执行董事、1名财务总监、1名前董事、1名雇员以及2名助理。12月1日，创维主席黄宏生以及创维执行董事黄培升被指涉嫌于2000年11月至2003年4月期间，与另一名人士串谋盗窃共9张从创维的银行账户签发的支票，涉嫌金额为4800万元。 创维数码是内地的知名企业，2000年在香港上市，黄宏生是业内名人。此次廉政公署调查内地著名企业家，也引发了香港和内地的关注。内地证券人士私下议论，廉署指控的罪行实际上就是内地所谓的挪用资金，这些事如果在内地A股市场来看，不是什么大问题，类似的大股东挪用资金时有发生。但创维数码上市的地点不是在上海或深圳，而是在香港，遇到了廉署就注定要触礁。 除黄宏生外，2005年9月13日，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也被廉署正式通缉，指其在2001年10月至2003年5月期间，收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时，与同伙涉嫌不诚实地诱使该公司股东接受较低的收购价。廉署发布通缉时，周正毅正在内地监狱服刑，他于2003年被上海的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操纵股价两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廉署称，两地的反贪合作目前仅限于证人，并不涉及疑犯移交，这个问题，香港特区政府正在与内地进行磋商。不过执法当局会根据法律，不论疑犯的背景，若他逃往境外，必定会申请全球缉捕。 回归以来，香港吸引了内地诸多企业到香港上市和经营，廉署同时也把目光对准了这些老总。可是，这些内地商人并不是非常清楚香港的法律，在内地，商人不在反贪部门管辖之列，但在香港，廉署不仅仅针对政府部门，私营机构也在管辖范围之内。在香港，公司职员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同样构成贪污，是一种犯罪行为。跨境商人了解法律成了必要，为此，廉署开始了防贪教育。早在1995年，廉署已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合作编制指南，向跨境商人介绍两地反贪法例，并于1998年更新。目前，廉署正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合作编制新一辑的《粤港营商法律指南》，预计可在年底或明年初推出，让两地商人加深对两地反贪法例的认识。 零容忍 受贿案涉案金额最少的才10元钱 伴随着商人南下的还有学生潮，武汉的陈静混在这股潮流中，2006年9月去了香港，在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可三个月后，她就被廉署拘捕了。她担心一门考试课程通不过，把1万港元现钞放进了老师办公室的信箱，事后发邮件给老师，希望预先得到试题。最终老师和校方向廉署举报，陈静被捕，后被法院判处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而在内地，从未听过学生向老师贿买试题被判刑，行贿者被判刑的也很少。但在香港，贪污包括行贿和受贿，行贿同样受到法律制裁，处罚力度与受贿处罚的力度也是一致的。电影《2046》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娱乐记者为了进入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 香港实行的是零容忍，不管金额大小，只要是贪污，就要一查到底。这与内地行贿1万元、受贿5000元才构成刑事犯罪不同。张松达经办的无数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少的才10元钱。80年代初期，一名无证小贩见警察走过来，送去一块黄色的东西，以求免遭罚款。这一幕正好被正和女友约会吃饭的张松达看见，他去问小贩，“警察有没有给钱？”小贩说没有，他又追上去问警察，警察也承认没有给钱。张松达确认警察是在受贿，按照法律规定有权搜身，但考虑到警察身着制服，当众搜身有点不合适，就让对方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了黄色的东西。他这才知道是块价值10元的手表，最后该名警察被法院定罪，罚款了5000元。 陈静一案中，辩护律师解释，陈静犯罪是因为不熟悉香港法律。但法官认为这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并指出被告所犯的行贿罪严重，影响很坏，必须判处即时入狱。而在内地，不懂法、初犯、未遂、主观恶性小都可能获得更轻的处罚。陈静此案的发生，廉署也高度重视，今年9月，将对新入学的非本港学生进行廉洁教育，介绍香港的法律。 如果这位老师不举报，陈静也许就不会被抓。而她的这位老师面对贿赂，“除举报贿赂，我别无选择，即便师生之间也不会有私下处理的可能”。廉署接到报案后，安排老师约陈静见面交易。当天中午，陈静接过老师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簿，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答案时，被附近埋伏及假扮顾客的廉署人员拘捕。这位老师也是一名内地人，1984年浙江大学力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加拿大留学，1995年进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但香港的廉洁文化已经深入他心，这跟廉署有效的防贪教育有关。 香港回归前夕面对民众部分的担心，廉署打出了一则广告：“97绝不是贪污的借口”，香港市民绝对不能接受60年代贪污猖獗的风气，廉政公署更加不会容许，香港胜在有ICAC。 廉署的防贪教育也从娃娃抓起，按着不同年龄的需要，推出“度身定造”的德育培训计划。针对幼儿园及小学阶段的儿童，于1999年自行创作卡通人物“智多多”，透过小孩最喜爱的动画及小故事，以活泼形式灌输公平公正、守纪律等价值观。 内地官员对廉署兴趣浓厚 廉署专设部门，负责与内地反贪机构的经验交流 香港作为“反贪典范之都”，廉署成功的经验一直吸引内地反贪人士，早在80年代，就开始有内地官员学习考察廉署的经验。1989年8月18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仿效廉署经验，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反贪局。1996年，廉署社区关系处更是设立一个国内关系组，负责统筹与内地反贪机构在防贪教育工作方面的联系，为内地官员做廉政讲座等，平均每年接待200多个团。现任首席联络主任李程宝娴2005年就任此职不久，就前往北戴河，给内地监察系统600名官员讲课，授课时间只有3个小时，但内地官员对廉署兴趣非常浓厚，一下子就提了30多个问题。李程宝娴发现，内地官员对廉署已有了较深的了解，问题都很专业。 5月22日至26日，张松达在福建省给150名反贪局长介绍廉署的工作情况，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内地交流，但每次来都有新的收获。这次他发现内地同行个个都是精英，都具有本科以上文凭并通过司法考试，超过廉署招聘职员的学历要求。“办案会不会遇到阻力，有人来打招呼，走后门？”这是内地反贪人士爱问张松达的问题。他说办案20多年，从未遇到阻力，更没有人来打招呼，“如果有人敢打招呼说情，我们就依法采取行动”。 廉署在调查方面的权力可以说非常广泛的，调查员可以行使拘捕贪污案件疑犯的权力而无需拘捕令，以前有权收缴嫌疑人的旅游证件等以限制离境，甚至可以根据其“内部常规”经首席调查主任批准就进行窃听，现改为基于公众利益，经法庭批准或者由行政长官签发授权令。廉政公署完全独立，直接对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在人事管辖和任免上，不属于政府的公务员系统，廉政专员拥有完全的人事权，在行政经费方面，在政府的预算中另立单项支拨，其他各级政府官员都干预不了廉政公署的“经济命脉”。 今年2月，张松达已满60岁，到了退休年龄，可廉署继续让其留任，他为自己能为两地反贪继续工作感到很满足。 香港回归系列报道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dsd 图： 廉署调查人员正受训了解拘捕疑犯的程序。 廉政公署今年12月启用的新大楼。 (图片由廉政公署提供)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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