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30年特刊]“我们就是代沟的‘沟’”

　　1989年，国家很多的财政和教育政策都有了变化。1989年之前的大学生是比较有激情的，在校园到处都有研讨会，那时候都叫侃爷。1989年之后，商品大潮涌入，你会发现侃爷没有了，大家没有时间去研讨了，社会状态比较平静，而文人下海，教授卖馅饼这些现实的例子都给1989年之后的大学生以很大的触动，他们也变得更加现实。

　　□点评人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北京四中到清华大学，高晓松笑言，高考对他只是“一次课堂作业”。

　　然而，这堂作业之后，不知陈世美为何物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却和“金字塔尖一小撮人”中的高晓松走进同一个命运的轮盘。

　　考前家庭会

　　是考清华还是浙大

　　1988年，19岁的高晓松要参加高考了。

　　北京四中，那里的学生是“金字塔最顶上的一拨人”。高晓松所在的A1班，则是四中容纳前50名的尖子班。

　　“我考试，家里没人管，因为觉得我考上大学是天经地义的。”高晓松说，外公外婆是建国初期从德国回来报效祖国的专家学者，父母亲也都毕业于

清华大学。知识家庭决定了他没有第二条人生轨迹。

　　高三开始，四中里每天都有大学招生的人转悠，主动问学生：“要保送吗？”除了清华无线电、计算机、自动化、建筑四个系，高晓松所在的A1班学生保送哪都不去。后来，全班前10名确定保送。

　　这一年，北京还发起过关于保送制度的大讨论。有人认为，保送应该是保那些平时成绩不是最顶尖的学生，保证他们不因考试发挥失常而落榜。而尖子生自己也能考上，没有保送的必要。

　　自称“从小生活圈子特别窄”的高晓松，曾想把高考当做自由的契机。高三时，他想保送去浙大，每天回家就可以不用学习了。

　　但这个小算盘被家人发现了。家人很“开明”地给他开了个会，跟他说：不能要钱的时候就来东方这一套，要自由的时候又来西方那一套。选择去哪上大学是高晓松的自由，但是如果去浙大，就要自己供养自己，因为自由是有代价的。如果在清华，家人就一直管到博士后。

　　回想起当年那一幕，高晓松大笑不止，“其实就是‘虚假民主’。”他只能就范。

　　高考如作业

　　全班平均分超清华线

　　“高考就像一次课堂作业。”高晓松说。

　　那时是7月7、8、9日三天考7门，语数外理化，加政治、生物。

　　1988年，A1班学生的平均分超过清华录取线50多分，高晓松的分数则刚超过班级平均分一点。

　　毕竟这次课堂作业意义重大，高晓松至今清楚地记得几件趣事。

　　第一天考语文时，在师大二附中考场，四中和另一普通中学的学生分在一个考场。四中的学生全部提前交卷。

　　中午，校长召集大家开会，“你们不要提前交卷了，让人家学校的学生都紧张死了。”

　　“结果到下一门，大家做完了都东张西望，脑袋摆动的幅度特别大，因为虚荣心特强，就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做完了。”高晓松记得，后来老师只能说，你们还是交卷吧，这样人家更紧张。

　　那年的作文题目是《习惯》，高晓松第一个交卷出考场，看到百来名家长在门外等着，一排排站着把路都挡住了。

　　最前排的家长问他，作文题是什么，他说了句“习惯”。结果等他挤到最后一排家长那儿，已传成了“籍贯”，有的家长还在那紧张：“这可怎么办？我没跟孩子说过什么叫籍贯！”

　　数学考试那天，马虎的高晓松弄丢了准考证。已经开考了，他还在家找证。那时候，他家住的清华大学算远郊区。早上8点早高峰前，331路公共汽车5分钟一趟，8点后半小时才一趟。

　　出了门，高晓松干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开考半小时就不能入场了。他就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说：“叔叔，我进城高考去，现在迟到了。”

　　那人就把自行车给他了，让他考完还回去就行。

　　高晓松说，1988年的数学题“空前容易”，他因迟到，刚进场就有同学答完题交卷了。他也急赤白脸地出来了，结果头3道填空题全错了，扣了6分，成了班里唯一没拿满分的人。

　　上铺的兄弟

　　不知陈世美为何人

　　进入清华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高晓松所在班共34个人，其中29个男生，6个北京孩子。

　　1988年，考进大学就意味着生活无忧了。高晓松记得学校一月发17.5元补助，粮票还能换二三十块。

　　“我们就是所谓代沟的那个‘沟’”，高晓松说，1988年这一届，很赶巧：最后一届公费大学生，最后一届包分配。到下一届大学就自费了，工作也是双向选择。

　　因为不用自己找工作，没有生活压力，当时的校园文化氛围很浓。高晓松把那段叫做“风雷激荡的摇滚岁月”———校园里随处是诗人、摇滚音乐，不时有人跳上食堂餐桌，发表针砭时弊的激昂演讲。

　　高晓松所在宿舍总共有6个人，除了他自己，另外5个都来自外地县城。

　　其中，睡在高晓松斜上铺的兄弟小于，家在川西大雪山脚下。高晓松至今难忘小于来时的行李：一双凉鞋、两双袜子。裤腿塞在袜子里，冬天穿凉鞋加两双袜子，夏天光脚穿凉鞋。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高晓松作的这首传遍全国的歌曲，真实样本确实就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

　　上铺的“兄弟”来自湖南冷水江，入学时17岁。有一次，高晓松提起陈世美，他惊奇地问：“陈世美是谁？”因为“兄弟”的中学时代，每天就是学习，除了课本外，他一本课外书都没看过。

　　后来，“兄弟”说：“我每天问你一个问题吧。”于是，高晓松解答了无数问题，有知识方面的，情感的也有，甚至还有生理方面的。

　　现在，“兄弟”在家乡当工程师。

　　高晓松称，当时另一个时代特点是，高校里有大批退学的学生，都是因为奔出国这个“当时最大的前途”。

　　1991年，高晓松也办了出国手续退学了。但他却是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高晓松自称当时是因为女朋友比自己年级高，人家毕业了，他就想做点能挣钱的事，于是选择了学电影。

　　“以前大学‘墙高水深’，进去的人能沉浸其中，达到脱胎换骨的效果，现在则是‘墙低水浅’，

高跟鞋那么深点水，只是湿湿鞋就出来了”。回望30年来恢复高考后的变化，高晓松觉得，高考的导向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精英导向”，而是“职业培训班”。

　　“没上过大学、还能出精英的，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我们这一代，没上大学的，就不是精英了。”高晓松说，高考门槛的降低，也许对精英不好，但对整个民族则是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