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30年特刊]一家四口赶考30年

　　高考还是能够改变人的命运的。念不念大学还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它也许改变的不是命运，而是文化修养程度。我认为一个人的修养与是否上大学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在今天，读大学还是底层人向上流动最最宽阔、最重要的途径。

　　□点评人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明天，龙占明的小女儿将踏上高考那座独木桥。

　　30年前，龙占明考上了大学，从此摆脱了种地的命运；他现在的妻子苟文俊则刚刚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从大学毕业。

　　30年的时间，龙占明和苟文俊由相识到结婚，并有了两个女儿。

　　父亲

　　高考改变种地命运

　　恢复高考的消息从公社大喇叭里传出，我就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对于高考，龙占明有一种近乎于宗教的虔诚。对于当年参加高考的所有事情，他记得一清二楚。邓小平去世时，年近50的他，哭得抽抽噎噎。

　　因为，他一直深信，1977年的那场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1966年文革开始没多久，才上高一的龙占明就被撵出了学校，回到四川老家奉节县高治乡做了农民。那个山村，大山连绵，海拔800多米，离县城160里。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10月份从公社大喇叭里传出来的，当时，龙占明的正规学习已经中断11年。

　　“我就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呼啦就起来了。”龙占明后来无数次给女儿们描述过当时的心情和复习时的场景，这种过于频繁的描述，导致女儿们一闭眼就能出现“爹爹应试图”：漆黑的深夜，父亲蜷缩在一个小屋子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读着好不容易弄来的教材。外面，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雪。

　　1977年12月7、8、9日，高考时间。

　　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和外语，每科100分，外语成绩不记入总分。考试铃响了，第一堂是语文，作文题是《〈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龙占明后来回忆感觉考的不错。

　　高考成绩下来，他考了近300分，被万县行政干部学校(三峡学院前身)录取。求学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苟文俊，1980年，龙占明毕业后去了一所中学教书，并与苟文俊结婚。

　　母亲

　　忌讳工农兵学生身份

　　48岁那年，母亲自考了西南师范大学本科，在拿到学历证书时，她吐了一口气。

　　和丈夫不一样，妻子苟文俊是工农兵大学生出身。

　　1968年，15岁的苟文俊从重庆市一所中学初中毕业，两年后，她被分到奉节县公平乡的山村里插队。

　　“我就一心想回去读书，也不敢谈恋爱。”苟文俊每次回忆知青生活时，语速都会变慢。要推荐上大学并不容易，特别是像她这种从别地过来，没有一点背景的知青。“只能靠表现，还得跟村民搞好关系。”她在农村一共呆了4年，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要起来参加劳动。

　　1974年，苟文俊被村里推荐上了重庆师范学院(现重庆师范大学)。

　　苟文俊并不赞成所有的工农兵学生都是不学无术这种观点。她说，进了学校，大多数人都在老老实实学东西，但毕竟推荐上来的人没有参加筛选，素质参差不齐，有的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不过即使这样，他们也全都毕了业。

　　对于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在女儿们的记忆里，苟文俊一直有些耿耿于怀。48岁那年，她终于去自考了西南师范大学本科。在拿到学历证书时，吐了一口气，显得轻松了许多。

　　女儿

　　高考不能改变命运

　　“考大学是一件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大女儿说她体会不到改变命运这一说。

　　在龙氏夫妇任教的学校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好大学，至今仍是必不可少的攀比内容。

　　龙家的大女儿2001年考上了上海一所普通本科，对于这个结果，龙占明嘴上没说，但心里还是有点失望。

　　对于高考的回忆，大女儿并没有像父亲一样有深刻的记忆，她甚至记不起当年

　　大女儿上大学时，大学扩招已进行2年，工作开始越来越不好找。

　　大女儿记得，自己大三刚完，父亲就开始操心她工作的事情，每次通电话，父亲都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她曾经算过一笔账，她在大学一年包括学费需要1.5万元左右，但从大四实习到找工作的一年间，她就花了两三万，耗了不少人力物力。

　　“他们现在不比我们当年啊。”老两口有时候会一起感慨，但唏嘘完了，他们依然坚持考大学是多条路中最好的出路。“虽然大学文凭是敲门砖，但手中必须有那块石头。”

　　明天，龙家的小女儿也要参加高考了。为了能让小女儿考一个好大学，龙家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小女儿上高一时，得到了去湖北做交换生的机会，因为担心孩子一个人在外地管不住自己，苟文俊提前退休，在女儿上学的高中旁边租了间房子，留下来专心照顾。不过，小女儿的成绩一直不错，龙家人已经开始琢磨起她高考志愿的填报问题，“报什么志愿才能比较好找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