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捐”折射制度性无援

　　□文 盛 翔

　　媒体为了弘扬爱心行为，报道了南京“捐款大王”赵雪定捐款100万助学和“慈善狂人”邵建波捐款300万用于慈善事业的感人事迹。意想不到的事随即发生，一周内，他们遭遇到疯狂“索捐”：两天内被300多人求助，有求助者甚至开口就要100万元……两个善良的人从此开始了“躲捐”生活。

　　“索捐”行为遭到了网友们的齐声痛骂。慈善只能是一种出于个人道德自由选择的“实然”行为，而不存在任何法律意义上必须履行的“应然”责任。对慈善家进行“疯狂索捐”无异于让他们背负沉重的“慈善债务”，这是对仁义行为的变相扼杀。

　　但是，一律把“索捐”者归于素质低下或者人性丑陋，也并不公允。虽然不排除这种人确实存在，但更多的人应该是出于一种善意的无奈。这些单薄的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沉重的生存负担和渺茫的生活前途时，有一股深入骨髓的无援感，仿佛自己都是“原子化”地生存，不知道该向谁求助，看不到希望在哪里。每当有慈善典型被媒体报道出来，他们都会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他当作救命的稻草。

　　大家也许还记得有位叫刘福成的吉林农民。为了给女儿看病，他向国内6名富豪写信求助，请求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救救自己的孩子。一时之间，被舆论热议。刘福成实际也是“索捐”，但他并不丑陋。正像他自己说的，“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我只知道，一定要救我的孩子。”我愿意相信，“实在没别的办法”是大多数“索捐”者的共同写照。而“实在没别的办法”并非就是懒惰结下的恶果，而是不幸的命运安排，是无奈的社会驱使。

　　评论家曾经给刘福成指路，列举了他应该写信求助的部门和机构。但在现实中，这些路往往都很难走得通。个人只能独自承受命运的不幸安排，顶多借助媒体力量过度开发民间道德或者盲目开发富人慈善，除此之外，他们无法获得任何制度性的帮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捐”行为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性无援现象。

　　1932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将“免于匮乏”，也就是脱离贫穷，定义为人的基本自由之一。1948年，“免于匮乏的自由”被正式写进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而“实在没别的办法”实际就是一种匮乏，大多数的“索捐”行为正是发生在匮乏的背景下。同任何自由的获得一样，“免于匮乏的自由”必须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在制度性安排缺乏的时候，制度性无援就会成为真实的个人感受，而“索捐”恐怕不过是其中比较温和的一个表现形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