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学生有感香港大学期末考试的严格

　　两样脑子

　　“她怎么会想到把内地的做法带到香港呢？”

　　5月下旬，内地的大学生们休完五一长假，逐渐恢复学习状态的时候，香港的大学生们已在忙着应对期末。

　　期末自然意味着考试。考试来不得虚的。别说照抄别人，就算写作中对别人的作品有所引用，没标注清楚，都会被判抄袭，被扣分数。香港大学的刘润哲通过网络提交论文时，发现校方的接收程序会自动在论文数据库里检索，用蓝色标出与别人论文相同的地方，如果超过多少比例，系统自动会判定该论文抄袭。

　　刘翛比刘润哲提早一年感受到这种严格，因为他的一年基础班不是在内地大学委培的，而是直接在香港理工大学读的。这一届理工大学的内地学生有两百多，其中北京学生就有86个，比往届更抱团，不与香港学生交流。一年下来，个性开朗的刘翛熟一点的也仅限于对面宿舍的两个香港学生。但是嘴角喜欢往下撇的刘翛在看自己的内地同学时，已多戴了一副批判的眼镜。

　　刘翛刚到大学就发现楼道、电梯口到处贴着严肃考试纪律的海报，考试前夕学校也经常通过群发电子邮件告诉学生，怎样的行为属于犯规，后果如何。但是这次期末考试，他还是听说有内地同学作弊：数学科有人抄公式，伦理科有人抄小纸条。抄的人都没被发现，因为老师监考颇松，伦理科的老师甚至在监考时戴着耳机听音乐。这场考试的形式是写作论述性文章，老师在考前已经划出考试范围，在老师和刘翛看来实在没什么可抄的。

　　刘翛也看不惯一些内地同学在小组课上的表现。他在写给《中国青年报》的文章里写道：“香港的大学特别注重学习过程中的团队精神培养。那里很多课程的作业、小组演讲、小组报告都要由四五名同学共同完成，课程的评定以小组为单位打分，同一组的学生会获得同一个分数。这种方式就容易出现个别同学自己不出力，靠分享别人劳动果实‘混’分的情况。而我们以前几乎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训练，且喜欢单打独斗。所以，一身个人英雄主义的内地同学很不习惯，更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

　　其实刘翛的判断有激愤之嫌，类似的情况在香港学生中也有发生。香港科技大学的樊一比刘翛高一年级，已经与香港同学一起上课。他和很多同学都发现，遇到小组功课，内地学生常常会担任组织者，因为大多数内地学生更希望得到好成绩。樊一不介意替同组的同学多做一些，同学一句“你果然靠的住”就足以让他心中暗自得意。

　　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内地学生都听说过去年发生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事情：一位内地女研究生给老师一万块钱，希望“买”个好分数，结果被老师举报，以行贿罪入狱。“她怎么会想到把内地的做法带到香港呢？我们在香港都生怕给内地人丢脸。过马路比香港人还遵守红绿灯。”即将在香港大学法学院完成最后一年学业的高欣说。

　　香港理工大学的香港学生Gibson也听说这事。他认同当事教师的举报做法：“他要证明自己是廉洁的。因为信誉很重要。”当记者问他：“信誉为什么重要？”他愣了一下：“这个，你们觉得需要理由吗？从小到大，父母老师都是这样教我的啊。”

　　在香港的文化环境和教育制度下，内地的尖子生是否依然是尖子生？

　　香港理工大学的Polli就是成绩最好的香港学生之一，目前的GPA(绩点)是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另一个香港同学。她说同班的一个内地学生也很刻苦，但做题的时候，老师总会说他的思路有问题：“比如研究一个杯子是该什么材料做，我因为学过专科，注意应用，会往这方面想。而他是用中学课本里的思路在想。”

　　香港大学政治与法律专业的香港学生谢翠婷也曾有过“楞了一下”的经历：“课堂上谈到西方法律思想的原则是每个人的基本自由都不应受到限制时，香港同学因为从小到大听的都是这类观点，不会有什么反应，而内地同学会质疑，他们担心这样会使社会失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