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港人自由度比以前大

　　担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自香港回归之日起每天在校园升国旗

　　■人物坊

　　潘宗光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他1940年出生，1967年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做博士后研究，1968年，携家眷回港执教。1979年他获英国伦敦大学理学博士的资深博士学衔。1991年受聘为香港理工大学校长。1995年-1997年，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1998年至今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记者手记

　　一个如果 一个反问

　　和潘宗光交谈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自己的语速———普通话对于他来说，讲起来辛苦，听起来不易。

　　早在香港回归的数年之前，潘宗光已经请了专门的老师教自己普通话，这一切宛如香港电影《玻璃之城》中的情节：人到中年还要努力卷起舌头，迷惑着到底应该在哪句话的最后，加上让香港人痛苦不堪的“儿化音”。即使身为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潘宗光还是没有弄清当中的奥秘。但是，正如他当年所说，回归十年后的香港，几乎人人都在艰难说着这些普通的话，“只是有讲得好与不好的区别”。

　　1973年的时候，潘宗光第一次到内地访问，被香港同行们定义为“勇敢”。即使在一个最混乱不堪的时期初次认识祖国，他似乎也没有丧失过对祖国、对香港的信心。

　　因此，在回答记者他是否曾考虑过离开香港、离开祖国的时候，潘宗光习惯性地反问：如果在最糟糕的时候依然留了下来，为什么还会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候离开？

　　香港理工大学校园里，校长潘宗光身后的三面旗帜迎风招展。王丽南摄

　　6月5日，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站在自己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窗下是理工大学每天升起的五星红旗，不远处就是维多利亚港。潘宗光说，10年之前，他就是在那里看着彭定康和查尔斯王子走上离开的轮船。

　　1997年7月1日，中国香港，成为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已经6年的潘宗光，在校园内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第一节 历史

　　“看到讲台下都是中国孩子是种安慰”

　　别人是否看得起你，不单是你的个人成就这么简单，更主要是国家的整体力量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高调，香港回归第一天就在学校升起国旗？

　　潘宗光（以下简称“潘”）：不只是当时，到现在为止，香港也只有理工大学做到这个，别的学校可能只是在特别的日子，比如七月一日，才会升一下。我想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既然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在大学里面每天升起国旗，不单可以增加师生对国家的认同，也显示香港理工大学从今天开始，已经不仅仅是香港高等教育院校的一员，同时也是祖国土地上众多大学的一分子。

　　新京报：奇怪的是，很多像你这样年轻时完全受英式精英教育长大的香港人，现在却显示出了对祖国的强烈感情。

　　潘：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因为学的是科学，对政治一点不热衷，在当时的香港和英国，也都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关于祖国的正面信息。

　　但是，人的感情是很特别的，当你到海外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为祖国辩护，因为你发现他们如果看不起的是中国，根本不会因为我是香港人，有英国国籍就改变。别人是否看得起你，不单是你的个人成就这么简单，更主要是国家的整体力量。

　　新京报：所以1968年你在美国加州理工读完博士后之后，就选择了回到香港大学任教？

　　潘：我和太太商量过，如果从奉献国家出发，还是得回来，虽然当时香港从政治层面上来说依然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毕竟学生是以中国人为主，看到讲台下都是中国孩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

　　第二节 心理

　　“很多香港年轻人不了解国家情况”

　　100多年的殖民地教育，根本没有给香港人提供一个了解祖国的机会

　　新京报：与你经历的时代相比，现在的香港年轻人是不是有更多机会了解祖国？

　　潘：但还是不尽如人意。历史造成的问题不能一步到位，首先是100多年的殖民地教育，根本没有给香港人提供一个了解祖国的机会，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国家情况，反而是很多负面的资料知道很多。

　　新京报：香港很多机构都在调查年轻人对祖国的认可度，这十年来的趋势怎样？

　　潘：每年都有正面的增加，比如，为香港回归感到光荣和骄傲的比例越来越高。最近有一个主要针对中学生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不仅仅是“香港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

　　另外，现在港人对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度也很高，你看温总理来香港受到热烈欢迎，就是最好的例子。

　　新京报：这些改变是怎样发生的？香港教育界做了哪些工作？

　　潘：教育界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机会。理工大学有一个中国研读的课程计划，包括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等，要求每个本科生必须选两门。

　　我们每两年有一个艺术节，第一届的专题就是中国文化。我们很吃惊地发现，居然来了这么多人，除了学生老师之外，还有很多外面的香港人。

　　新京报：这说明学生对祖国文化是有兴趣的。

　　潘：对。除此之外，每年我们还安排几百个学生到上海、北京去实习，他们回来后改变很大，对我说，很多观念都要修改过来。

　　新京报：香港高校从去年开始大规模内地招生，似乎引发了很大争议。

　　潘：我始终认为我们应当从“一国”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既然香港已经回归，一个优秀的学生在清华，在复旦，还是在香港，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如果你认可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就应该认可他在香港依然是留在国内。

　　新京报：香港高校提供的奖学金非常丰厚，这把很多内地学生吸引过来，有人认为这是在和内地争人才。

　　潘：这有什么不对？现在我们主要解决的是不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新京报：去年香港城市大学有一名内地来的博士生，为了考试贿赂导师，这有没有影响你们对内地学生的印象？

　　潘：这个事件我能不能用个别来定义？完全不会影响我对内地学生的印象，内地学生非常努力。

　　但是，由于我们收生时间很短，没有时间一一面试，只能将高考成绩作为惟一依据，因此总的来说不算太理想。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开始，怎么改善，还需探讨。

　　第三节 政治

　　“中央对香港的包容有目共睹”

　　在香港，过去很多重要职位根本没有中国人来做，香港人因为回归得到了很多机会

　　新京报：10年之后再回头看回归初期，甚至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时港人的一些担心，有什么感觉？

　　潘：《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时候，我是香港大学理学院院长。1985年，当时的港督委任我为立法局议员，我就开始参与香港的政治。那个时候讨论基本法，我也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作为科技界的代表。

　　制定基本法的时候争议很大，有些人强调争取民主和控制权，就是很强调两制，忘记一国，当然也有认为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两派之间争议激烈，但是最后我们也达成了共识，没有一个国家，哪里来的两种制度？

　　新京报：当时有人认为“一国两制”是牺牲民主？

　　潘：这其实完全是颠倒过来了。以前香港人哪里有民主？我刚才说了我当立法局议员也是港督委任，没有选举这回事。只是因为后来中英谈判了，英国人才给了香港一些民主。过去很多重要的职位根本没有中国人来做，我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本地的香港人其实因为回归得到了很多机会。

　　新京报：反对的人是不是认为自己没有从回归中获利？

　　潘：人人都获利，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之前这么多人对“一国两制”不认同，认为它是中央对香港控制的手段，但是我参与了基本法的制定，我知道中央政府的诚意。

　　回归10年当中，香港遭遇了好几次危机，金融风暴，SARS，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香港不能处理得这么好。所以大家都已经看到，中央没有干预香港。

　　香港人的自由度比以前更大，中央对香港的包容是有目共睹的。

　　第四节 测试

　　“港人能够面对危机勇于接受挑战”

　　对于香港人来说，未来最重要的还是怎样进入大家庭，不要分我是香港人你是内地人

　　新京报：10年来香港或香港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认为什么是香港精神？

　　潘：人心的回归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不足够。两个制度已经在慢慢融合，从十年前一个明显的差异到现在一个明显的融合。

　　香港精神就是，港人能够面对危机，勇于接受挑战，凭个人的力量改变环境。

　　新京报：你对香港甚至整个国家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潘：十年来我频繁往来两地，既为国家感到骄傲，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感到失望，比如贪污问题。虽然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进步一定要经历很多风浪，但是不等于我认同。

　　对于香港人来说，未来最重要的还是怎样进入大家庭，不要分我是香港人你是内地人，我希望以后说起我是香港人，和现在你们说我是四川人、我是安徽人的意义是一样的，香港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城市。

　　本版采写：本报特派香港记者 李静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