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打响的肉价狙击战

　　上涨还是回归

　　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对36个大中城市大中型养殖场的监测和统计，截至今年3月末，河北、江苏、湖南、山西、福建、甘肃、北京等省市生猪存栏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7%，这被认为是5月以来全国范围内猪肉涨价的主要原因。

　　但四川的猪肉涨价并非由于供给不足，在猪肉价格骤涨的5月份，四川的生猪出栏与存栏与去年同期相比还分别增长了7%和3.26%。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产科教处副处长富刚认为，四川肉价上涨主要是由养猪成本增加，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省外猪肉涨价而拉动省内的涨价预期三个原因所致。

　　生猪与粮食的比价一直对养猪规模构成最关键的影响，它决定养猪者是多养还是少养，直接售粮还是用粮养猪。从国外情况来看，1974年美国商品猪头数达到8200万头，生猪生产出现供过于求，从而使玉米和生猪的比价跌到约12：1，这就引起1975年大量地宰杀生猪，缩小养殖规模，生猪产量迅速下降到6900万头以下。随之而来的是生猪价格迅速上升，玉米与生猪比价1976年回升至17：1，到1978年上升为20：1。生猪养殖规模随之扩大，到1980年商品猪超过9600万头，新的玉米与猪比价重新降至14：1左右。

　　玉米与生猪的比价对生猪生产规模的相互影响，构成美国养猪生产的周期性变化，一个周期平均约4年。而在中国，由于养殖模式的不同以及超乎寻常的低廉劳动力，人们往往将粮猪比价5.5：1作为养猪盈亏的平衡点，但即使以今年5月以来骤涨的猪肉价格，结合同期玉米价格来看，也只不过刚刚超过这一比例。

　　此外，四川幸运地躲过了2006年中南方各生猪主产省的“蓝耳病”影响，从去年下半年起逐渐恢复了生产规模。“蓝耳病”是猪高热病的一种，学术名称是“母猪繁殖与呼吸系统综合征”，患病后果主要是造成母猪流产、死胎，导致疫区母猪大量淘汰，无猪可养，这是造成受害各省生猪产量下跌、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四川的生猪出栏量连续20多年是全国第一，其中大约30%销往省外，必然受到省外价格上涨的影响。

　　于是，在5月初京、津、沪的猪肉价格迅速上涨后大概一个星期，价格传导到了成都，此后，再到江油市的肉价上涨，以及桂溪乡的仔猪价格上涨，又用了一个星期。

　　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产科教处副处长富刚说，所谓猪肉涨价其实是在回归其正常价格，四川猪肉的大量外销，对农民的增收很有好处。

　　没有打响的肉价狙击战

　　是否需要平抑肉价，须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还要考虑各种成本，以及能否达到效果

　　作为四川的中心城市，成都也是四川猪肉价格上涨最为迅猛的城市。成都市农委向本刊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进入5月以来，猪肉价格每公斤出现了3元左右的增长，同时猪仔和毛猪收购价也出现一定增幅。

　　成都市物价局农价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认为猪肉价格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距离动用“价格调节基金”的预警线还有相当距离。

　　如果动用价格调节基金，将由政府购买猪肉在市场上以较低价格卖出，以期起到“鲇鱼效应”，平抑肉价。

　　与此同时，动用冻肉储备和生猪储备平抑肉价的说法不断见诸报端。5月下旬，

　　据本刊记者了解，国家每年的冻肉存量由政府制订计划，由企业来执行。冻肉储备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因为猪肉在冷存过程中有3%～6%的冻肉损耗，再加上仓储费用，导致冻肉成本要高于鲜肉，并且消费者对冻肉的兴趣也低于鲜肉，冻肉价格上扬空间不大。政府进行冻肉储蓄是出于社会效益方面的考虑，如备战、备荒等等。所存冻肉每6个月就要更新一次，销售中的亏损由国家补贴，同时负担一切储藏费用。由于冻肉在市场上不好销售，因此每次只能降价处理。

　　由于国家每年为此需投入大笔资金，而这笔资金只能“冻”在库里不能周转，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各地普遍推行以“活”代储。一般的操作方式为：国家每年核定完储备肉的数量后，将其中一部分折算成活猪头数，然后将用于这部分储备肉的储费借给猪场让其发展生猪，以这些生猪作为活的储备。规模猪场在将猪育肥后交给冷库所在的肉联厂，用所得款来还国家借款，然后国家再将这笔款用于下一期生猪发展。

　　成都市商贸委调控处处长宋明学告诉本刊记者，成都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冻肉储备，目前储备量1000吨，够全市人吃两天。冻肉储备的主要目的是在特殊情况下应急，要指望靠抛售冻肉来降低肉价是不现实的，老百姓也未必接受冻肉。

　　此外，包括中央储备在内的活体储备从来都是计算在其生猪存栏总量之中的，各地历次生猪存栏短缺都是包括活体储备在内的总量短缺，抛出活体储备不能解决主要问题。

　　以成都为例，其生猪活体储备也只有8000头，不可能对庞大的市场造成冲击。要想平抑肉价除非请示中央，动用商务部在成都的储备，但宋明学认为至少目前并无此必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记者表示，事实上除了少数城市特困人群，目前的猪肉涨价在居民开支中所占比例并不高。此外，在现阶段，农民是肉价下跌惟一的受害者，是否能够为了降低城市居民生活压力而让农民损失，也让各方争议不已。(记者 郑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