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8日11:25 中国青年杂志

  中国蓝色经济,春暖花渐开

  ——专访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

  采访-本刊实习记者 赵涛

  海洋是个聚宝盆,更是经济发展最后的金饭碗

  记者:高教授您好,我们注意到,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吸纳了您关于治理渤海污染和发展海洋经济的两点建议,对于您和您所代言的海洋事业,会觉得鼓舞吗?

  高之国:实际上,从2003年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西部大开发,东部大海洋”概念开始,近几年来每次人代会我都会提交几个关于海洋的提案。因为我既是海洋领域的研究人员,又是海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呼吁政府关注海洋,我责无旁贷。

  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12处重要修改有两处涉及到海洋,而且这两处是新增,说明国家开始重视这片蔚蓝色国土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不仅是我个人,整个海洋系统都为之振奋。对于中国来说,走向海洋强国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中,我们这代人在努力地为集腋成裘而努力。

  记者:千百年来,我们祖先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一直局限在“通舟楫、兴渔盐”层面。即使今天,我们沉浸在地大物博的同时,强调的还只是地大,而往往忽略掉我们本也是个海洋大国。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大”体现在哪些层面?

  高之国:首先,从历史上说,中国拥有最优秀最灿烂的海洋文明,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是鼎盛时期,当时我国的造船、航海水平都是世界一流的,我们疏远海洋也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

  其次,我们拥有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可以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可达300万平方公里,接近陆地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此外,我们还有38万平方公里的领海,6500多个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70万平方公里的油气资源沉积盆地,约400亿吨的海洋石油资源量,约14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太平洋海底还有我们向联合国申请到的7.5万平方公里锰结核开发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浩瀚的海域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半壁江山。

  记者: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对于飞速发展的

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高之国:众所周知,海洋是个聚宝盆。海洋经济的开放包融,大进大出,可持续发展,是陆地经济所不能比拟的。目前我国在沿海200公里范围内,用不到30%的陆域土地,承载着全国40%以上的人口,50%以上的大城市,7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84%的外来直接投资,生产着90%的出口产品。这些成就不仅与海洋的区位优势息息相关,更与海洋经济的异军突起密不可分。

  对于要解决好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中国来说,走向海洋是一条重要出路。海洋也是经济发展最后的金饭碗。

  举个例子,我国北方的沿海城市都淡水短缺,水从哪里来?地下水超采,老天不下雨,河水没有,唯一的出路——海水淡化。所以国家现在把海水淡化作为重点扶持的项目,从政策资金上加以扶持。

  还有一点最近看得很清楚,沿海不少城市,没有发展的空间了,没有土地了,怎么办?填海造地,向海洋要空间。像日本大阪关西机场,香港澳门的机场全是填海造地,也不排除以后天津围海造地建个机场的可能。

  将来中国到15亿人口时,往哪里发展?一个是西部,当然西部生存、生产条件不甚乐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东部大海洋”尽管没有像西部大开发那样上升到战略的高度,但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东部是越来越“火”了,对经济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

  中国海洋经济这块

蛋糕还处在发酵膨胀期,我们正走在通往海洋强国的路上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海洋经济就是一个亮点,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近30年的海洋经济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高之国:给你几个数字吧。1978年的时候,我国海洋经济只有三个传统的产业,渔业、交通、晒盐,产值只有80亿。到了1990年的时候,突破100亿元大关;2003年,海洋经济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 2006年海洋总产值1.79 万亿,当年我们国家GDP为20多万亿,海洋经济占了近1/10。从1978年开始,海洋经济实现了年均22.2%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约为我国国民经济年增长率的3倍。

  另外,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我们从原来的三个产业发展到七八个大产业,新兴的石油、滨海旅游、造船、滨海砂矿,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海洋渔业和水产品产量已升至世界第一位,占到世界水产品总量的1/4以上,海盐年产量、港口吞吐量,连年保持世界第一。海运方面,全国现有海运船舶1万多艘,净载重3000多万吨位,也排在前几位。从这些资料看来,海洋经济总量还是颇为可观的。像现在这个季节一样,中国的蓝色经济的春天已经到来。

  记者:既然我们有这么多令人看好的名次和数字,作为一个海洋资源大国,我们算不算海洋经济强国?

  高之国:实际上,中国的海洋经济还是一个数量型的发展,而缺少质量型的突破。如果从海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来看,我们离海洋经济强国还有相当的距离。

  拿渔业和水产品业来说,我们的渔民大多是开着机帆船在近海作业,产量大多是靠养殖,捕到的绝大多数是经济价值不高的鱼类。我们捕到金枪鱼没有?捕到大马哈鱼没有?没有。再看海盐业,这么多年,基本上还是延续着晒盐的办法。所以,就传统海洋产业而言,我国还处在粗放型、主要依靠劳动力、科技贡献率很低的水平。

  而且,我们的海洋经济目前还是资源依赖型的,单位

能源能耗太高,中国的单位能耗是日本的好几倍,人家的一度电一滴油创造的价值比咱们多得多。咱们创造了不少,但是损耗也是惊人的。同样一亩水面,养基围虾跟养南美的白对虾,收益肯定会不一样。

  再者,从海洋经济的增加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中国也还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有关机构的统计显示,目前全球海洋产业总增加值占世界GDP总值的4%。而我国海洋经济的总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为3.4%。

  记者:纵向来看,我国现在的海洋经济发展大体上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高之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所一位经济学博士曾经作过预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1998年以前处于孕育期;1999年~2015年为成长期;2016年~2033年为全盛期;2034年之后为成熟期。从研究和创新的角度,这个四阶段分类方式至少和我们前20年的发展轨迹是吻合的,至于后面的推断要靠发展的事实来验证。

  现在中国的海洋经济,大体上过了粗放式发展的阶段,正在快速成长,但还处在初级阶段,离成熟的海洋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春天已经来临,当然,秋的收获还需努力。

  记者:横向来看,和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怎样的距离?

  高之国:一是海洋认识、观念上的差距。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 ,我们历史上都是以农立本,全民自上而下的海洋意识淡薄,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海洋始终列不到社会经济生活议程,没有国家政策上和物质上的扶持,仅靠自身发展很难有突破。

  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中的渔业比例达51%,占了海洋经济的半壁江山,如此高的一产比重,是很不合理的,大力发展水产加工等二线产业和旅游等三产,是中国海洋经济的突破口。

  三是科技力量的薄弱。我们现在的海洋科技还在起跑线上。目前使用的海上调查设备,80%~90%都是进口的。比如深潜器,美、俄、日、英等国的载人深潜器已可潜至7000米以下的水中,而中国的遥控深潜器只能到达4000多米水深处。这种科技力量的薄弱,直接导致作为海洋经济最基础的智力支持不足。

  还有,政策法律层面的不足。近年来,我和我的同行们一直呼吁尽快制定21世纪海洋开发战略,就是希望能对海洋起到一个全盘考虑和统领作用。海洋是个立体的空间,需要高度的协调和统一。机制体制不顺会造成综合管理能力薄弱,“五龙治海”只会导致一盘散沙。

  海洋世纪,一定会在领航的船队中看到CHINA的影子

  记者:在您看来,现阶段我们对可开发海洋资源的利用程度如何?

  高之国:关于海洋利用有两种情况:一是海洋综合立体的全面开发不够,还有很大的空间、很多的领域没能达到最优化的组合。二是局部领域开发过度,局部产业方面,像海水养殖,到处都是;另外在局部海域,像渤海超负荷开采,而很多值得利用的海域却无人问津。

  记者:这其中除了我们起步晚的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高之国:整个民族的海洋意识比较薄弱,观念意识不够导致政策法律上滞后和缺位,法律上的滞后又导致现实开发中的混乱和矛盾,重复和矛盾导致经济效益不高,资源浪费,它是个一连串的东西,理顺了会是一个良性循环。

  记者:作为海洋战略研究专家。中国海洋经济的几大板块中,您最看好哪一块?

  高之国:从目前来看,海洋油气是成长最快、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其年均增长率高达32.3%;国内目前已有25个海上油气田投入开发,年产石油2000多万吨。

  从长远来说,海洋的高新药物值得看好,这是一个潜力极大的领域,当然突破也会有很多困难。

  滨海旅游,近年来由于黄金周的刺激,成为海洋经济中突出的一个亮点,如果能实现大众观光向休闲度假的转变,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记者:“21世纪是海洋世纪”,这是对新世纪展望时流传较广的版本,对于这句话,您怎么看待?海洋将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在大国崛起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高之国:近几百年来,我们离弃了海洋,海洋也疏远了我们,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至少要完成回归海洋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从很多层面解读,其中有一点不能忽略,中国必须走向海洋,海洋强国应该是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21世纪头30年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对于海洋经济的前景,对于在海洋经济的领航船队里看到CHINA的影子,我和许多人一样充满信心。

  高之国: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法学院博士,现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委员、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国海洋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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