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全球迷局中国界定“共同有区别责任”

　　汪时锋

　　八国峰会(G8)总被认为是昭示世界未来焦点的风向标，今年在德国举行的峰会中，气候问题代替了以往的经济争端、政治势衡，成为核心议题。不过，气候问题的背后，仍然有政治的影子。

　　G8上的纷纷扰扰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参会前本是自信满满，希望此次峰会能为遏制温室气体的新一轮谈判奠定基础，因为留给欧洲主导的时间已经不多。

　　作为欧盟发起的强制减排任务书，《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今明两年是新一轮协议谈判草拟的关键时期。应该由什么样的国际条约来代替《京都议定书》，还是简单把《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延续下去并对其中的减排指标做相应的更新，是当前讨论的最多、难度最大的议题。如果没有主要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参与，由欧盟主导的《京都议定书》 难免陷入事倍功半的尴尬境地。

　　为以身作则，欧盟已经作了高姿态的表态。今年3月，欧盟在默克尔的推动下通过了一项环保协议，争取到2020年把欧盟的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再削减20%。同时，欧盟表示，如果美国加入的话，欧盟愿意把自己的减排目标调高至30%。

　　这次G8峰会默克尔上进一步提出，由全球暖化所导致的气温升高必须限制在两个摄氏度之内。她呼吁各主要工业国家制订一套长期的减排方案，目标是到2050年时把总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水平的50%。

　　但美国对《京都议定书》的反对态度依旧强硬，布什在此次峰会前说，美国不会在反对制定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的立场上作出让步。

　　不过，同以往态度发生大幅“逆转”的是，布什明确表示，美国将邀请全球十几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从今年秋天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议，并争取在2008年底前共同设立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美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承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则要求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率先减排。

　　在后京都时代，是兼容扩大欧盟主导的《京都议定书》，还是在美国主导下另起炉灶，G8峰会上的气候问题真就“气候无常”了。

　　气候的地缘政治迷局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意味着以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成为国际上的实际行动。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表态改变立场，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义务的谈判进展缓慢。到2007年5月，这一谈判举行了三次会议，谈判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是双方对减排采取不同立场的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潘家华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欧盟人口增长缓慢，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外延型发展的余地不大，温室气体的排放呈下降的态势。而美国人口和经济仍处于增长期，经济对外扩张的趋势比较明显，温室气体排放还呈明显增长趋势。”

　　事实上，在减排问题上主要分为三派，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欧盟和一些较小的岛国；以及以美国为核心，外围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日本的第三派。欧盟与美国有分歧，但双方在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诺减排上却是出奇的一致。

　　在《京都议定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任务，欧美此后不断对中、印等国施加压力。

　　“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的排放量仍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77%，因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马凯称：“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我国即使哪一年排放总量超过了美国，但由于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所以，我国的人均排放量也仍然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我们中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参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量化承诺，但我们积极在做工作，”潘家华表示，“如果让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要求的减排承诺，我们的经济是无法承受的。”

　　而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态度也有所转变。而加拿大政府2006年换届后，在参与保护全球气候的立场方面向美国靠拢，出台了一些新的对保护气候而言是倒退的政策，从一个原来积极推动保护气候的国家变为一个消极国家，而日本也在观望美国是否会参与下阶段减排承诺。

　　在减排问题上，美国不扫自家门前雪，其后院也不是一片清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向《第一财经日报》分析认为，欧洲虽对中、印也有不满，但总的对华态度比较客气，还是希望能通过中欧间的对话协商解决，对美国的态度就比较强硬，但其国内的压力也比较大。

　　虽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和总排放量都高居世界榜首，但美国由于担心减排行动对本国经济造成过大负担，反对立即采取减排限排措施，而是倾向于将国际排放贸易作为核心机制，不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排放承诺，尽量避免涉及“承诺期”的概念。

　　美国虽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不承担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义务，但支持环保的民主党掌握国会后，在国会已经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全球气候的议案，而且美国民众减排的支持率也非常高。

　　今年4月，由马萨诸塞州领头的美国12个州和10多个城市及非政府组织将美国环境保护署告上美国最高法院，要求环保署担当起监管和控制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职责，保护环境。

　　美国最高法院也同意对此案进行听证。面对“后院失火”，布什态度的转变既是对国内环保热潮的缓兵之计，又希望能通过美国主导这样的形式从欧洲人手里夺回气候问题的话语权。

　　“美国把中国当作一种借口或者是挡箭牌，当然是一种扯皮的办法，但中国所面临的环保压力将越来越同贸易摩擦问题一样，在对外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时殷弘说。

　　迷局的中国对策

　　环境问题既是世界性问题，也是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若大规模实施减排，仍会遭遇到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下的制约。

　　作为代表中国参与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讨论和《国家气候应对方案》起草的权威专家，潘家华认为中国仍需要继续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同全球探讨气候问题，而中国的策略也可以更灵活些。

　　在他看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仍是中国应对国际气候博弈必须坚持的原则，相应的如果必须要作承诺的话，中国在参与国际“后京都”减排谈判中可以采用自愿承诺、道义承诺和条件承诺三种形式。

　　如果采用自愿承诺,没有任何负面效果。尽管目的不在气候变化,但作为一种自愿努力,并不能形成刚性约束。

　　如果采用道义承诺，可以限制奢侈性、浪费性排放,保障基本生存排放。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存在过度的浪费性排放，应该加以强制限制，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是一种维护。

　　如果采用有条件承诺，获得发达国家等价的资金技术支持，中国可以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同当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用资金和技术成功使中国在限定时间里替代了氟利昂的生产与使用一样。

　　上述三种形式的承诺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硬性约束。具有动态特征,适用减排、适应和技术等诸多谈判领域,风险较低，且多在技术层面,较为主动；具有一定的进取性特征。

　　“这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潘家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