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县扩权的义乌标本

　　强县扩权的推介

　　在义乌的“扩权”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强有力发展及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在这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切并不够，被称为经济“小巨人”的义乌不仅要取得与自己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无形之中还当了一回强县扩权的标杆。

　　经济快速发展与现行的县级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的矛盾是义乌扩权的根本原因，而强大的民营经济则是扩权的原动力

　 ◎文／本刊记者 彭水明 柯浪

　　2007年4月3日晚，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共义乌市委召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就在不久前，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下文明确了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的具体权限。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就是为了通报和学习这份文件的精神。

　　“这意味着义乌市的扩权改革试点工作由此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浙江省委党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对《法人》说。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的这份文件精神，此次扩权改革试点，浙江省政府共扩大义乌市四百七十二项与省级部门相关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金华市以延伸机构、委托、交办等形式，将一百三十一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市；省级部门制定和下达的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计划和指标，凡是安排到设区市的，扩大安排到义乌市。

　　据《法人》了解，为顺利实施这次扩权改革试点，义乌市将成立由中共义乌市委、义乌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组织机构，建立相应的工作班子，统筹、指导、协调全市的改革试点工作，还计划在近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动员部署，稳步推进扩权改革试点。

　　四度扩权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位于金衢盆地东部，东邻东阳，南界永康、武义，西连金华、兰溪，北接诸暨、浦江。早在秦嬴政25年(公元前222年)就已设县。

　　当然，悠久的历史并不是义乌为世人所瞩目的原因，这个总面积只有1105平方公里的县级市是一个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城市。义乌市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数在中国百强县市中排名第十二位，综合竞争力居浙江各县市首位。2006年，义乌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2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30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4488亿元。

　　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已远非一般的县可以望其项背，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发展与现行的县级管理体制的矛盾却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2006年11月，在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的试点工作中，义乌成为惟一的试点。

　　这次扩权的主要内容是：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实际上，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曾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三次出台政策，开展扩大经济强县财政、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三步改革。在2002年的扩权改革中，浙江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

　　正是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使浙江经济强县(市)的发展增添了动力，激发了活力，增强了实力，推动了浙江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15年来，浙江省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25%，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位，城镇居民收入连续三年全国省区排名第一。县域经济GDP已经占到浙江省的70%，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

　　“但是义乌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三次扩权带来的政策优势很快就被消化了，很多新的问题开始出现。”上述浙江省委党校教授说。

　　义乌人口68万，外来人口达到100万，已经是规模很大的大城市构架，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财贸处处长方元龙用“就像大人还穿着小孩子的衣服”来形容义乌的现状。除了公检法力量不够外，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不能在县级地区设立分行，海关、检验检疫局、外汇管理局，县一级也都没有。与此同时，义乌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金华，如果不给它更多的权限，将对发展势头强劲的义乌带来很大的束缚和障碍。

　　于是，2006年初，在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章猛进直接负责下，组织了由多个省直部门参加的课题组，对义乌等经济强县(市)三轮扩权改革以来取得的成效，并分析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体制矛盾和机制障碍进行调研。

　　经过深入调研发现，过去几轮的扩权已不适应经济强县(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县市一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普遍出现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经济强县(市)社会管理权限和力量明显不足，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发展所需的市场监管服务机构缺乏、编制受限，制约了强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强县扩权政策的执行与现行体制和法律法规不相适应，许多权力难以真正下放。这些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升的体制瓶颈。

　　根据调研结果，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在义乌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

　　金融先行

　　2006年12月28日，浙商银行义乌分行正式开门营业，作为我国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县级市设立的第一家分行，该分行的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总行授权的代理买卖外汇等业务。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的成立标志着义乌市的金融体制扩权首先突破行政级别限制。” 义乌市政府新闻办主任虞伟义表示，此次扩权之后，更多的商业银行将可能进入义乌市设置分行，届时，企业大额度贷款可以直接由义乌分行审批。

　　此举一出，更多的商业银行将可能进入义乌市设置分行，今后义乌中小企业超过200万元的贷款，以及更大额度的贷款就可以直接由这些商业银行的义乌分行去审批。

　　兴业银行是最早出现在义乌街头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义乌支行行长斯国庆想起以前有很多话要说，“总行在1999年的时候就看好义乌这个城市了，但有相关规定指明：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得在县级市设立独立的分支机构，致使我们进入义乌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虽说后来通过‘并购义乌商城城市信用社’的方式终于在义乌驻扎下来，也取得相当不错的业绩，可是如果早几年进来，一定能更早地参与到义乌的市场发展大潮中，在义乌市场经济中占领更为重要的位置。”斯国庆有些惋惜。

　　兴业银行义乌支行早期数据显示，2004年比年初本外币各项存款增长38%，各项贷款增长180.5%，全年实现利润5600万元，同比2003年增长120.4%。斯国庆认为，虽然涨幅惊人，但早些年进入义乌会取得更好的业绩。

　　据报道，目前境外企业经过登记批准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代表处)有615家，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外商常驻义乌，义乌市海关每年出口量约40万集装箱，平均每天有1000个集装箱出口。如此频繁的贸易活动却因为金融地域级别的限制而受到影响。比如，目前县级金融机构可以审批发放的贷款额度是200万元，贷款额度超过200万元，必须向上级市申请报告，而且再次申请贷款之前必须清还前次贷款。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在很多方面不能直接为企业服务，必须先向金华市申请，经过层层申请审批才能够把事情办成。

　　同时，金融权限的扩大，对资金需求旺盛的义乌中小企业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福音。

　　义乌的支柱是小商品经济，而中小企业因其数量庞大成为义乌市场的主导力量，也是义乌市场发展的绝对核心。

　　“对中小企业而言，要扩大发展规模，获得大额银行贷款非常迫切，但是目前要进行大额贷款比较困难。”义乌一位金融业人士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让这些企业很难快速发展。

　　以前义乌金融机构可以审批发放的贷款限额为200万元，如果超过限额将要向金华市申请，而申请报告的上下传递往往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不少商业机会就是在这样的“传递”中丧失的。于是，众多中小企业不得不转向所谓的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高利率、高风险的特征，无形中加大了这些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难度。

　　在本次“金融扩权”中随着浙商银行、兴业银行这样以中小企业为经营重点的银行成立，贷款难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银监会金华分局驻义乌办事处的叶长森表示，随着“金融扩权”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商业银行将可能在义乌市设置分行，届时，企业大额度贷款可以直接由义乌分行审批。

　　扩权的市场本质

　　“义乌扩权后，很多手续都不用跑到金华，在义乌就能办理，中间少了很多关卡。”浙江浪莎集团总裁翁荣弟对《法人》说。浪莎集团成立于1990年代初期，切身经历了义乌的历次扩权。“每次扩权，都给我们企业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翁深有体会地说。

　　浙江省饰品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庆文认为，“假如在义乌设立的是正式海关而不是办事处，商人的办事效率起码提高30%，因为程序上时间在缩短。”在他看来，如果义乌海关能够拥有金华市海关的行政审批权，义乌的城市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其作为浙中城市群经济龙头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外贸氛围也将随之加强。

　　在义乌，民营企业数量极为庞大，他们也成了义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2006年，义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58亿元，约有80%左右来自民间资本。最近，义乌着重打造的国际商贸城——福田市场，一期投资7亿元，2/3是来自民间资本。义乌市自来水二厂、义金公路、杭金公路义乌段、市中心医院、中小学校……大批社会基础设施项目中，民间资本挑起了大梁，政府压力明显减轻。

　　“民间资本的强大，让他们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浙江华统集团一位姓刘的副总裁对《法人》说。以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出任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政府要职为代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纷纷进入了当地的政协、人大以及工商业联合会等政府机构，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县级政府的政协与人大中，民营企业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其影响可想而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时，民营企业发挥了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力，致使政府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保持可持续快速发展打通通道。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通过自己在人大、政协、工商业联合会担任职务的企业家代表，向政府提出改善经营环境与政府服务的要求，这样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因此成为扩权的最初和最根本的推动力。

　　“自主、公平、效率，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强县扩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适应了这一要求，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方式更加贴近于市场主体的行为过程，因此，在实践中取得某种积极效应是自然的。”有关专家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