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贡集团董事长王效金被中纪委调查

　　没有王效金，也许没有古井贡长达20年的一段创业传奇。随着王效金的黯然落幕，古井贡将走向何方？

　　◎文／本刊特约记者 李光明

　　4月13日，古井贡集团董事长王效金在家中被纪委部门带走。3天后，亳州市的相关人员到古井集团召开了一个中层干部以上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宣布，王效金夫妇已被调查。集团工作暂时由古井集团旗下的古井酒店集团董事长曹杰全面主持。

　　当时在场的许多古井人员意识到，古井贡的王效金时代已经落幕。

　　“一位真正的企业家，他的心灵深处是日夜都在痛苦之中。”这是在古井集团内部尽人皆知的王效金语录，此刻，不少人从这条“语录”中却品出了另外一番滋味。

　　古井功臣

　　王效金履历相当坎坷，在进入古井集团之前，曾在亳州双沟区老王庄插队，先后在亳州机械厂、亳州工业公司工作，1985年9月，36岁的王效金进入古井酒厂。

　　虽然入厂时年龄偏大，但大家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个性鲜明、敢爱敢恨、直率爽直，典型的北方汉子的性格。而且特别能喝酒，“高兴的时候，一人能干二斤白酒，经常干倒一桌子人。”一位老员工说。

　　1985年，王效金加盟古井之初便建议厂里的领导做了三件事：工资制度的改革，改变以前国有企业干与不干一样拿钱、干部一定比工人工资高的模式，实行现代企业的岗位工资与技术工资结合的薪酬模式；引进现代的管理模式，改变以前作坊式的企业管理方式；推动新的用人观念，启用一批大中专毕业生。

　　“这三件事做完，古井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构架已经完成，这为古井积聚了相当强大的能量。”古井集团一位中层干部对记者说。

　　在入厂两年后，王效金升为酒厂厂长。酒厂的管理层也承认，“这个人搞酒很有一套，对酒的生产技术很有研究，十分权威，尤其在酒的生产和推广方面很有一套，升为酒厂厂长大家还是心服口服的。”

　　升任酒厂厂长后，王效金把1989年之前的三年看作是酒厂的积累时期，主要进行内部改造。1989年，国家对白酒实行政策性调整，将白酒的生产与销售完全推向市场，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真空地带的我国白酒企业一时间出现了“醉氧”症状：酒厂不知如何将产品销售出去，特别是以古井为代表的名酒面临着“公款消费不敢喝，普通群众喝不起，外国人不常喝”的三不喝困境。

　　在这个紧急关头，王效金首次提出“降度降价”策略，从而引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酒革命”，即将古井酒的度数降下来，同时也将价格降下来，让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在其他白酒企业还迷茫的时候，古井远远超出了对手。“降度降价”给古井带来了随后连续十几年的高速成长。

　　王效金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酒界第一人”，先后被轻工业部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被安徽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厂长(经理)称号、星火科技企业家等称号。

　　随后的几年是古井成长的黄金时期，1989至1996年，古井的资产共增长了18倍，利润增长了24倍。1997年，古井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一年古井集团仅白酒一项利润就达到了3.14亿。这时，古井集团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大型企业，总资产28亿，净资产17亿，且古井负债率极低，几乎没有银行贷款。1999年，古井集团的总资产已近百亿元。

　　而且经过了10年的增长，古井初步由一个单一的白酒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有较强实力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多元化经营集团。古井初步营建了四大支柱——酒、酒店、房地产、制药的整体发展框架。企业经营也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与资本经营型并重发展。

　　古井的声誉和影响日益扩大。随着“三名效应”(名品、名企、名人)的扩展，古井集团的知名度、古井贡酒的信誉度和王效金董事长的声誉日见提高，企业的无形资产得到了快速增值。

　　不过，再耀眼的光环也掩盖不住王效金最近几年的颓势。作为古井集团的掌门人，古井贡近年来在其治理下日渐式微，到2003年利润已下滑为0.2亿元。而随着2003年下半年总额达到1亿元的国债投资损失，再加上随之被曝光的三年合计高达15355.4万元的“偷税”风波，2005年7月，古井贡股价创下了1.61元的历史低点。

　　而且，由于王效金近20年的家长制作风积累的不少矛盾，再加上企业员工的待遇一直没有提高，不少员工开始怨声载道。

　　双重逻辑时至今日，古井贡连续三年偷逃税款1.5亿已成事实。但古井在谈到此事时多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合并纳税，不是古井的创造，而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据了解，自1994年1月1日国家推行新税法，开征流转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之后，白酒企业都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销售公司。其目的是为了避消费税。因为按照当年颁布的《消费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是在生产环节由制造商缴纳。

　　这样一来，白酒生产厂商只要把产品卖给经销商、批发商或零售商，就要缴税，而不管经销商卖掉还是卖不掉，这加重了生产制造商的负担。

　　而王效金当时则说，由于“在流通环节不交消费税，制造了一个空当，不仅是在白酒行业，在其它领域都是这样”。在古井集团，很多人也都是持此看法，一位干部告诉记者，“逃税这有点像是学生考试作弊，各个学校都有，不幸的是我们被发现了。”

　　记者在古井采访时发现，作为国企内部人士，对自己的事务，他们似乎有一种独特的价值逻辑和行为规则。而对王效金的评价和他本人的行为，也经常处于这样的一种捉摸不定之中。

　　王效金很多年前就说过：“我在古井是个打工者，充其量是个高级打工者——是为党和政府打工的，否则党和政府不会用我。”但就是这样一个“打工者”，在其专著中又多次提出，要建立“集权制”，自己要“统治”企业，要把自己塑造成企业的灵魂，“不然下面的人就会失去被人领导的安全感”。

　　王效金在评价自己的时候曾说，自己身上的文人情愫太重，有着浓郁的文人式的浪漫主义情调。但是在首届中国徽商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又说：商人就是商人，要为“我是商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我为社会做了巨大的贡献，我甚至在改造这个社会。不要再怀着知识分子的情结，以知识分子自居，不要用知识分子的情愫去改造社会，等等。

　　不过对于外界传闻王效金“身在商场、心在官场”，古井集团内部人士却不置可否，认为这是“空穴来风”。因为王曾多次表示，企业家要与政治保持距离，要“避开拥挤的官道，一心发展企业。”而且他的性格不适合官场，虽然先后任亳州市市委常委和政协副主席，但他一直都把这当成荣誉来看，市政协给他安排的办公室他也从来不去。

　　统治企业

　　王效金在上任之初，就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有一种“效忠精神”。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说，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而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这个人，而效忠王效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古井的发展，是为了每一个职工的发展。

　　为此，王效金在2002年进行了著名的“铁篦梳理”，即集团的管理人员要用“铁篦子”梳理自己思想行动上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要梳到痛处、理到本质，梳理出内心深处的落后意识。

　　“铁篦梳理”所形成的震动，在古井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些老同志至今提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比文革还要厉害，不换脑筋就换人，批判不深就下岗，而结果就是，一些没有“梳理”好自己思想的人开始调职、离职。

　　据古井人讲，在古井集团，王效金一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不停的讲话。或者是对外面的客商、记者、政府官员、各界朋友不停地说；或者是对内部的人不停地发号施令，大谈自己的感想见闻；或者就是召集有关人开会，向他们灌输自己的思想和想法。“他能连续谈五个小时，喝两瓶水，抽两包烟，而且一直声若洪钟，毫无倦意，连一次厕所都不去。”一位职工说。

　　《古井报》对王效金的宣传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除此之外，公司还有一个专发给副科级以上管理人员看的《集团情况通报》，这份内部刊物与《古井报》一样，刊头也是王效金用毛笔字题写的，每周出版一期，有时还出增刊，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王效金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可以说王效金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都有收录，而且加有编者按。另外电视专栏《古井风》及公司广播每期必有王效金的内容。

　　王效金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人是离不开皇帝的，在中国任何一个群体都要有一个“头”，他就是权力的象征。“我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企业的灵魂，把自己塑造成名人。名气越大你越好领导这个企业，人家服你啊。”

　　在王效金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古井人迅速成长起来。中、上层干部的人都形似王效金，个个能言善变，情绪大、声音大。

　　古井的广告宣传人员，在树立王效金形象上也是费尽心机，除了传统的媒体外，又开发了许多新途径。一是把王效金著的《总要比别人好一点》这本书，当作礼物放在古井的高档酒中，让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看到王效金。另一个就是把王效金的头像激光印在古井贡酒的酒瓶上，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反复播放，既是一种防伪也是一种宣传，这种方式可以说在国内企业中是独一无二的。

　　王效金还常常拿自己与伟人相比。有一年到成都的“武侯祠”游览，一个人盯着他看了一个多小时，从进大门开始，就要给他看相。看相的说先生你的相值得一看，他就把自己的痣给他们看，说：“我和毛主席的痣长在一个位置上，是不是？”

　　效金的“集权管理学”

　　与其他的企业家不同，王效金对出书似乎有一种嗜好，1998年出版《总要比别人好一点——经济随笔》，2000年写了一本《我是商人——经济随笔》，2001年出版《酒行天下——古井贡》；2002年出版《重塑员工价值观》，2004年出版《新所有者文化》；2005年出版《古井的新人标准》，目前还有即将出版的一本长达118万字的《王效金的营销观》。

　　在出版的这些书中，王效金对管理学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我是商人——经济随笔》中有一节写道：“古井的管理基本上是集权制管理，把权力集中在优秀分子手中，这种管理模式可能适应目前中国的国情，也适应古井。”“有些企业干得不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施了分权管理，致使这些公司的管理乱七八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文中还提出：“鉴于古井人员的素质和目前的状况，过去实行集权式管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又采取了适当的分权管理，这种分权也是建立在集权管理基础上的分权管理。销售公司未来的管理模式有可能走向在集权管理基础上的分权管理。走向一个什么格局？就是大集权——中集权——小集权，把大大小小的权力集中在优秀分子手里，从而避免一些市场的混乱和管理不到位。”

　　这显然是王效金管理哲学的核心。

　　“做事很果断也很专断”，是许多人对王效金的评价。 知情人说，在公开场合，在大的问题上，王效金表面上还是挺民主的，能够听听党委和工会的意见，但落实具体问题时还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比如2002年古井集团引进一名职业经理人，因为对此人不了解，公司管理层就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王效金听了以后说这个人他用定了，这个问题不争论、不猜测。

　　而在当年7月，在古井集团批判会议上，王效金公开发表演讲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一些古井的员工告诉记者，王效金几乎从来不下车间，也不和工人们接触，下面的员工对此意见很大，但他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而且到后来是谁也不敢提意见。有一次，一位中层干部的家属找到王效金，要求解决房子的问题，还没等该家属说完，王效金就回了一句：“你是古井人吗？不是古井人就不要管古井的事！”

　　对于王效金采取的“集权管理”，一位员工深有感触，因为前两年古井贡酒的酒瓶盖上就印着王效金的头像，后来因为群众异议太多而“拿下”。许多人认为，如果王效金的权力欲望不大到不可一世的地步，不会有此做法。

　　“集权管理”后来演变成“集权分配”。在古井改制时，当时亳州市政府共拿出1.6亿元资金来奖励，但对于这项无须付出资金成本的奖励，古井集团内部对此的分配争议很大——管理层占了总数额的近一半，而且，在管理层的这一半中，副总以上的高层又占据了一半，依次类推，王效金独享1000万元。

　　东窗事发

　　2005年，古井贡被查偷税的事件一度频频见诸报端，关于其董事长王效金被“双规”的消息也在坊间流传。根据

财政部调查，古井贡2002年、2003年涉及的税款金额为9921.8万元，加上2004年度“需要补提”的所得税5433.6万元，三年合计15355.4万元。

　　王效金当时对此的态度是：第一，承认错误，不找理由，不找借口，不推卸责任，深刻检讨自己。第二，立即整改。第三，我们会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企业要缴的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白酒从量税，

能源交通、教育、水费等税加起来，税务负担已达到了50%。我们希望财政部考虑这些具体的问题，帮助上市公司能顺利渡过此次难关。

　　古井集团一位中层干部介绍，王效金在古井执政20年，和省市政府都有着相当“铁”的关系，在古井改制初期和偷税漏税问题上，不少员工都向组织举报反映他的问题，还有的职工以罢工和声言卧轨要求进行合理改制，但都没有奏效。

　　在当地，王效金总是显得信心十足，甚至是自负。据一位古井中层说，王怀忠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时有一次想从古井集团借钱，但王效金不想借，就回了一句：“如果借钱，利息怎么算？”这把王怀忠气坏了，借钱的事也不了了之。

　　一般人认为，王效金有这种对抗上级的底气，来自他过硬的“后台”和长久养成的功臣心态。但知情人士称，王效金缺乏韬光养晦的低调作风，这给他自己的路埋下了隐患。

　　王效金主政古井20年，争议一直不断，都能平安无事，最后却由于亲信“交代了一些问题”而倒下，让人无法相信它的偶然性，最有可能的推测只能是：过去维系王效金所信奉的某些信念，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