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书店“迫上层楼”的书香

　　二楼书店 “迫上层楼”的书香

　　在寸土寸金的商业旺地，在潮流名店的缝隙中，在日渐昂贵的租金压迫下，它们“躲”上空中，维系着这香港文化的独特符号

　　1997-2007 香港点解

　　香港回归系列报道博客：http：／／blog.sina.com.cn／ndsd

　　□采写：本报记者 喻尘 摄影：本报记者 王昕伟

　　旺角张扬着它喧嚣嘈杂的一面，人流只是在凌晨到来时才会退潮。在淘买时尚服装、流行数码产品的人群中，总会有那么几个从许留山、电器店、时装店的空隙中，拐上狭窄的只容一个人通过的楼梯，走到二楼，甚至三楼。在那里，纯文学、艺术、电影、哲学、历史的书籍正排列在散发着木头香味的书架上，在距香港地面数米、十数米的空中，呼吸着另一种氧气。

　　例如，6月的一天，一个内地人就是穿过了西洋菜南街，经过百老汇、带有内地血统的国美电器的门口，他没有停下来，而是顺着“田园”、“榆林”、“尚书房”、“世界”、“乐文”等书店招牌的指引，径直进入一间间陈旧的唐楼。在那里，一个个闹市中的空中花园，叙述着香港鲜为人知的清新可人的一面。

　　“早在香港回归之前，我们和内地来的专家、学者，在这小小的书店里，已经开始交流了。”林壁芬，乐文书店的经理，在铜锣湾骆克道上，避开熙熙攘攘的人群说。

　　更上层楼

　　“自由行”让旺角的西洋菜街周边变成了内地客购物的胜地，而卖书的林壁芬们却被不断上涨的租金压迫得喘不上气

　　林壁芬忘不了第一次踏足乐文书店旺角新铺的情景，她满怀犹豫地踏入那间还在营业的黑漆漆的网吧。“我鼓足了勇气走进里面，只见烟雾弥漫，一些男孩打游戏累得昏昏入睡。”这是乐文即将迁入的新店，它的旧铺一方面因业主收铺而结业，一方面因步步攀升的铺面租金而不得不从二楼更上层楼。

　　那是2005年4月的一天，回忆和乐文书店一起打拼的24个年头，林壁芬先提及的就是那一幕令心酸痛的场景。

　　乐文书店在旺角艰难生存了24年，又在铜锣湾上开设分店10多年，是香港最早引入台湾版书籍的书店。“起初，我们在洗衣街开店，14年前，搬到了西洋菜南街与奶路臣街交界处。”林壁芬又在西洋菜南街52号工作了12年，那是上世纪90年代，正值旺角的色情泛滥之际。乐文的楼上就开设了一间卖色情影带的铺子，黄色的招牌与乐文售卖书籍的海报交错着，令斯文的读书人不敢移步乐文。

　　2年前，乐文旺角店从52号平移到62号，也就是那间烟雾缭绕的前网吧。“现在的房租比以前贵了很多，我们只有搬家了”，林壁芬把租金贵的原因归结于“自由行”，“商铺一次次加租，我们卖书的承受不了。”“自由行”让旺角的西洋菜街周边变成了内地客购物的胜地，火热的生意场面使地面的商家赚了大钱，而卖书的林壁芬们却被这场面压迫得喘不上气。

　　“地面铺做的是旅客生意，租金肯定昂贵了，做本地客生意的就被赶到2楼或者3楼了，”在一间租赁经纪店铺做店员的黄先生，忆及10多年前的旺角上铺，除了书店，就是发型屋，还有批发公司的办公室。1997年之后，一些

写字楼、商贸楼兴起，批发公司搬走了，大批卖年轻人服饰的商店上了楼。“可是，像西洋菜街这样的繁华区，2楼尺租金已经由20元涨到40元，书店只好再往上搬。”黄先生说，书店让位给发型屋、咖啡店、时装店了。

　　乐文旺角店的乔迁避免了结业关门大吉，但同业的接连倒闭，却让林壁芬说起来像讲述着一个个苍凉的故事。

　　2005年3月31日，洪叶书店全线结业，老板叶桂好从此不知归处。“我和她原来同在一个店里工作，是同事。”林壁芬说，叶桂好在1997年以儿子的名字取了店名，联络了几个股东，其中一位是介绍林壁芬入行的表姐，在香港开设了4家书店，尝试为香港的二楼书店带来一个新的经营模式，有免费咖啡，有沙发座椅，叶桂好学戏出身，曾经渴望玩得游刃有余。可是，终因资金捉襟见肘而结业。

　　先是东岸书店，后是青文，一间间二楼书店不得不“关门大吉”。青文全名“青年文学书店”，既卖书，又出书。“可是，老板不懂经营，”林壁芬印象中的那位青文的老板，还是出版了一些香港好卖的文学书籍，“有一些书摆在我的店里卖，好的能卖几十册，告诉他抓紧补货。”可是，埋头出书的青文老板可能在半年后才会想起她的叮嘱，那时，青文和洪叶都已经飘零了。

　　“二楼”传统

　　八折是“二楼书店”的一个传统，这也因为西洋菜街上的二楼书店间的“师承关系”。田园书店分离出了乐文，而乐文走出的叶桂好又创办洪叶……

　　尽管一间间如乐文一样的书店关了门，或者搬到了3楼，甚至8楼、11楼，可是，人们还是习惯把它们叫“二楼书店”，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大号，冠上了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寸土寸金的街道上，那一个个怀揣了手不释卷梦想的店家。

　　林壁芬和叶桂好同出身于田园书店，她们曾经在西洋菜街上的那家狭小的“田园”里共同摆放过金庸或者梁羽生，曾经在一个个慵懒的黄昏到来时，从地面的饭肆里叫上便宜的盒饭，就着书页里的油墨香味，细细香香地下咽。那是已经步入后中年时代的林壁芬的青葱岁月。

　　“人家都说我的脾气好大，总爱批评店员，骂他们书没有摆好，搞乱了，买书的人就会增加挑选的时间，”她歪斜在铜锣湾乐文店阔大窗户下，不知从何处搬来的粗壮的原木，是她的座椅，也是这个小店的风景，“经营一个书店不容易，一个好店员至少要三五年才培养出来，从店里到仓库，琐碎事不少。”

　　田园书店分离出了乐文，而乐文走出的叶桂好又创办洪叶……这是一条脉络，演绎了当代香港二楼书店的发展史。

　　黄尚伟，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田园书店的老板。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一般的热情，他习庄子、诗经、易经，又常把这些作为书店的架上卖品。“田园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书店里没几本书可选择的。”黄先生说起当年的香港，书店里卖着三种书，鲁迅、数理化和毛泽东，“全书店数下来没有200种，少得可怜，甚至有些书店里卖的是中国30年代的作品。”

　　早在黄尚伟开书店的梦想在大脑间闪现火花的20年前，香港的一些文人墨客已经开设书店了。那时香港的知识分子也在经受国际的“革命浪潮”影响，试图对动荡社会发生的问题给出解答，尝试干预社会浪潮的此起彼伏。那时的香港云集了一批从内地流离而来的“难民”，不敢相信新政权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文化仍然贫瘠的香港重新耕耘，把在旧上海、北平、广州等内地城市的开书店经验拿了过来，不赚大钱，但可维持生活，于是，他们把书店开在二楼、三楼，最有名的“五车书店”，据说一度是在五楼。如今，“二楼书店”成了香港文化的独特符号。

　　是的，二楼书店已经成了香港文化符号，堪与蛋挞、菠萝油齐名。走上二楼，打造一片人文空间，把文化当生意。后来，二楼书店成了一个隐喻，象征着人文、小本经营、相别于大集团的特色，因此也往往与独立、另类、个性、次文化沾上边。

　　黄尚伟第一个将台湾的三毛以及台湾新思潮的书籍介绍到了香港，他是第一个在西洋菜南街立足的书店老板，他当初选择这里，是想借旺角的人气，还是想为过度繁华的市井注入文化的清泉？有人认为，“田园”之所以能够在旺角立足多年，是引入了台湾的畅销书，利用台币和港币的差价进货，低折扣卖给香港读者，比如八折优惠。

　　八折是“二楼书店”的一个传统，这无疑是从“田园”学来的，这也因为西洋菜街上的二楼书店间的“师承关系”，卖台湾书，从田园到乐文，再到叶桂好手里，都是如此经营。6月8日晚上，林壁芬将搭乘飞机去往台北，头几天的时间与家人度假，之后将参加那里的书展，将多年的进货关系维持下去。

　　西洋菜南街之外，二楼书店另一个聚集地就是铜锣湾，但是在那里，书店更稀少，楼层更高。

　　书店来客

　　上世纪80年代，几位年轻人经常穿梭在乐文的书架间，她慢慢和他们相熟起来，“后来，他们不常来了。”再后来，她得知，他们已经成名，大红大紫，比如王家卫

　　林壁芬感触二楼书店日渐式微的同时，又希望它是一棵常青树。“老板曾对我说，可以退休了，可是我不想离开。”她为二楼书店工作了20多年，“我亲眼看着一些熟客从青年到了中年、老年，也看着他们的孩子成了我店里的熟客。”她刚好经历了一代人成长的时光。

　　当乐文西洋菜街52号店结业时，打出了全店书籍6折售卖的海报，一些多年不来的熟客赶来了。“有的七八年不来了，可他们这时就要来看看我们，有的是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住，从报上看到消息后，也转车赶来。”这是让林壁芬极为感动的场景，她没想到，很多老友还是那样眷恋着她和她的书店。

　　在数百平方尺的空间里，林壁芬与不知多少个熟悉的不熟悉的客人擦肩而过，有的打个招呼，有的默然对视，“两眼相对时可能没有感觉，平平常常”，可有一次，“有一位熟客代订了一批杂志，半年没有来领取，直到一位陌生的女孩子来代领，才知道女孩是熟客的女儿，那位熟客已经在半年前过世。”那一刻，林壁芬突然伤心得在店里失声痛哭。

　　林壁芬就是这样在熟客的来与去之间，品尝着二楼书店的滋味。“乐文原先卖很多电影书，都是从台湾进来的，很多是翻译欧美的。”上世纪80年代，几位年轻人经常穿梭在乐文的书架间，她慢慢认识了他们，相熟起来，“后来，他们不常来了。”再后来，她得知，他们已经成名，大红大紫，比如王家卫。

　　一些熟客已经故去，新的熟客又培养了起来，林壁芬就是在这样的交错轮回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秋。她不抱怨租金的高昂导致举步维艰，只能步步“高升”，却抱怨已经难得有以往与熟客间的心有灵犀，她感叹，爱书读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你看，现在是淡季，学校正在组织考试，我想，放假后，老师会带学生来书店转一转吧。”她渴望这样，以往也确实是这样的，但却是一年比一年少了，“孩子们都喜欢上网了，玩游戏。”她担心年轻的顾客就此一去不复返，而熟客们正在一年年老去，“老得可能多爬不了一层楼了。”她笑笑，希望熟客们能迈动老腿，不辞劳苦，继续淘书。

　　就在林壁芬担心年轻人离书店而远去时，香港的一些机构也开始呼吁年轻人多读书。2005年4月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阅读日”，这一天，香港教育城呼吁全港市民每人每天阅读20分钟，这天，2000多名学生和家长相聚一起，宣读《阅读约章》，“爱阅读，乐分享，做个自主阅读新人类”，承诺今年暑假每人最少读10本书。

　　林壁芬也希望这样的读书活动能够举办得越多越好，她还喜欢到地面上开办书展。“推广读书风气当然好啦，我这里的书也好卖一些。”湾仔区议会曾经组织过两次这样的活动，“我们借读书的活动搞促销，大降价，也会吸引一些新的熟客。”可是，不知为什么，湾仔区议会推行的活动后来中断了，地面的铺位也不肯下降租金，乐文无力到下面促销，生意也更加不好做了。

　　困境与未来

　　在老式的“二楼书店”艰难维持的时候，新式的“二楼书店”开张了。谁愿意在逛街到腰酸背痛时，拐上一条窄窄的楼道，进入到书的芳香？

　　几乎每天，都会有从内地来的买书人，进入到乐文或者田园，站在卖历史、政治书籍的柜台前，“一站就是半天，那些书，是在内地买不到的。”林壁芬说的是一些特定的书籍，又符合内地读者的胃口，很是好卖，“有一本写毛泽东的，从去年初热卖到现在，我这一个店，就卖了几千册。”

　　林壁芬这次去往台北，参加书展，她说那是港台书界每年一次的“嘉年华”。她也有过参加内地书展的经历，“感觉很乱，有次在上海，场面很大，但书摆得乱，没有次序，买书的人翻完书随手乱扔，很恐怖。”她之后不再参加内地的书展，而对于台北，她感觉很好，每次去都要维持过去的关系，“摆一个展位，告诉大家，乐文还要和他们合作。”

　　乐文师承田园，卖台版书，也卖内地来的简体书。“我们是最早卖简体书的。”林壁芬说，大概是在十五六年前，她进了第一批内地简体书，“我带了个背包，到广州进书，开始是从地摊上买书背到香港来的。”可是，这两年，乐文不得不放弃这个业务，“简体书赚不了多少钱，我们没有很好的进货渠道，折扣低。”林壁芬指了下书架说，港版和台版书都摆满了，这么贵的地方，摆简体书卖不划算。

　　榆林等书店里却摆卖着来自内地的书籍和杂志。“1997年之前，我们店是没有简体书的，后来才慢慢开了一家简体书的店，再后来，在卖繁体字的书店里也加入了简体书。”榆林书店的经理陈先生说，《中国国家地理》、《财经》等杂志，都是及时上架的新刊。

　　林壁芬甚是羡慕尚书房等书店，有专门的从内地进简体书的渠道，“他们不知从何处固定下来的渠道，拿的书多也便宜，”她已经好几年没有到过广州、深圳，“希望有机会再去一次，听说深圳开了一个很大的书城？”她恳请内地来的记者写下了深圳书城的地址。

　　“尚书房”迅速崛起在洪叶飘落时，短短几年，它由一间小铺，扩展到拥有9家分店的连锁式经营体，成为爱书人的新蒲点。“尚书房”以售卖内地图书杂志为主打，入货时间快，所选的书种也相当有眼光。每天午休时间，“尚书房”的各家分店，常常人头攒动。

　　在老式的“二楼书店”艰难维持的时候，新式的“二楼书店”开张了，在铜锣湾和旺角本来已经略显拥挤的文化巷道里，与林壁芬们分羹而食。阿麦书房就是其中的一个，“不像书店的书店”，开业在洪叶书店结业前后，如今，它的老板庄国栋(James)说，已经收支平衡。

　　2004年1月，庄到澳门探访“渡边有书”书店的老板，在那里学到了一些经营之道，他回到香港，花了一个月时间找铺子，又花了一个月

装修进货，后来，“阿麦”就开张了。

　　“阿麦”很另类，因为庄国栋认为书店不光是一个卖书的地方，还应是一个文化知识的传播平台，老板不应只关心卖几本书。这让人想起当年的“洪叶”，在软软的沙发里读书、买书，结果，喝着免费咖啡的读者省去了书钱，付不起租金的叶桂好却卷铺遁去。这一次，“阿麦”的新尝试能够支撑多久呢？

　　谁愿意在逛街到腰酸背痛时，拐上一条窄窄的楼道，进入到书的芳香？

　　在香港的那数十间叫做“二楼书店”的店铺里，总会有可遇不可求的期待在那里。

　　二楼书签

　　50多年前来港的知识分子们，希望在文化仍然贫瘠的香港重新耕耘，不赚大钱，但可维持生活，于是，他们把书店开在二楼、三楼。如今，“二楼书店”成了香港文化的独特符号，堪与蛋挞、菠萝油齐名。

　　后来，二楼书店成了一个隐喻，象征着人文、小本经营、相别于大集团的特色，因此也往往与独立、另类、个性、次文化沾上边。

　　“二楼书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大号，哪怕它搬到了3楼，甚至8楼、11楼。

　　图：

　　二楼书店象征着人文、小本经营，讲求个性和特色。这也正是它们的生存空间所在。

　　旺角西洋菜街上，二楼书店的招牌在各类潮流店铺的霓虹灯中自成一格。

　　（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