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香港未来在于泛珠区域合作

　　6月2日，受深圳广电集团邀请，曾官至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的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触“电”担任《对话改革》栏目嘉宾主持人。这位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亲历香港回归的见证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的未来在于如何和内地加强合作共赢。”

　　龙永图

　　1943年5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英文系，1973年至1974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主修国际经济学。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1994年被任命为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1997年升任副部长。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他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指挥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中国入世谈判。2003年1月，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在东京选举他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那一次平静的“改朝换代”

　　记者(以下简称“记”)：香港回归近十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龙永图(以下简称“龙”)：1997年7月1日凌晨，我那时正在香港，而且看到了香港回归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场面。那时我住凯莱酒店，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已是深夜了，我一直看着，远远地看着查尔斯王子和英国一行人，登上邮轮缓缓离开。当时确实感觉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7月1日一大早，我到街上想看看有什么变化，由于我起得太早了，那天早上感觉香港非常安静，就是几个重要的的建筑上，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像我们这样经历过解放的人来讲，看到国旗第一次在香港上空升起的时候，确实是很有感触的。

　　记：香港回归对全国人民来说，应该都有自己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龙：那时确实是。其实第二天早上出来看的时候，我以为肯定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我一直心里想的四个字就是“改朝换代”，但这次的“改朝换代”，来得那么平静，那么有序，却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非常少见。

　　香港官员为中国入世做参谋

　　记：1997年2月，您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且担任世贸谈判的首席代表，香港回归对于中国的入世谈判有没有影响？

　　龙：香港回归对入世谈判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谈判的对手当中，突然增加了香港这样一个伙伴，因为香港作为世贸组织的单独关税区，它也是世贸的一个成员。香港驻世贸组织的代表，当时还是一个面孔长得和英国人一样的哈宾逊先生，后来当了世贸总干事的办公室主任，很能干。

　　记：当时你们怎么打交道？

　　龙：那时我们突然感到，香港回归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的人了，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很多事情，我们在谈判之前，都要和香港驻日内瓦的代表商量一下，而且他们也很主动地向我们介绍很多情况。所以我们一下觉得在谈判中，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参。

　　记：具体参谋了什么事情？

　　龙：当时中国很快就要加入世贸组织了，必须在日内瓦建立驻世贸代表处，当时我心里想，作为21世纪的经济大国，我们的代表处一定要很气派，能够代表一个大国的形象，于是到处找新址，找了很多，最后我记得哈宾逊先生给我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说在日内瓦湖边还剩下一块土地，香港代表团曾经想在那个地方建代表处，但那块土地对香港来说太大了，他说可能适合我们。第二天我就跑到这个湖边看这块土地，那里景色太好了，就正对着勃朗峰，后来经过和土地的主人艰苦的谈判，我们终于把那块地拿下来了。可以说，中国驻世贸组织的代表团地址是选得最好的，真的要感谢哈宾逊先生。我们和香港代表团确实很有缘分，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另外，在实质性谈判当中，香港代表处确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合作非常成功，非常默契，应该说对中国入世谈判起了很大的作用。

　　金融风暴成香港融入内地契机

　　记：1997年10月，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香港，恒生指数在差不多四天之内就跌去了近万点，中国内地在帮助香港渡过金融风暴方面，起到哪些作用？

　　龙：事实上这场金融风暴不是从香港开始的，但风暴确实来得非常突然。从中央政府来讲，当然不可能直接干预

香港经济，但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不仅仅对整个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起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遏制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坚决地支持了港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时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第一次感到中国的存在，

中国经济的存在对于他们的意义。一直到今天，我们每次到东南亚国家去，他们还在说，当时人民币不贬值，对于整个亚洲的经济形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记：对这场金融风暴香港人是怎么看的？

　　龙：我想香港的很多人，可能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祖国内地的经济是他们最重要的靠山。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民众，都受了深刻的教育。因为香港回归之后，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认同祖国的问题。认同感需要慢慢积累起来，而不是一天一夜就能形成。所以，我觉得这次金融风暴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于回归以后的香港，从经济上开始认同祖国的重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对整个香港经济主动和内地经济的融合，也应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坏事变成了好事。从此，香港人开始认识到香港经济要保持繁荣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怎么样和内地的经济，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面对SARS港人把坏事变好事

　　记：2003年，香港再次遭遇到重大危机，那就是SARS疫情，对于这场危机您怎么看？

　　龙：2003年3月初，我正好在香港。那时香港只有50多个病例吧，但是香港机场、港口和大街上已是门可罗雀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每个人都戴着口罩，非常恐慌。我感到有点发蒙，作为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变成这么一个“鬼城”、空城的话，那对香港经济的打击太大，我预感到这可能对香港经济，或者港府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记：您当时怎么应对？

　　龙：我发表了一点言论，希望香港市民不要做过度的反应，还遭到香港一些媒体的批评。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做过度的反应，可能会伤害香港经济。但是对于SARS都不太了解，还是一种不可预见的不可了解的恐慌，这种恐慌是最厉害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香港社会在应对SARS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种凝聚力和团结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跟金融危机一样，港府和人民又把它从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其实香港SARS疫情跟内地也是有紧密联系的。

　　龙：是的，当时SARS在内地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并把内地的命运和香港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有时回想起来，(香港回归)之前怎么没有这些事情，好像是上天注定要考验一下回归以后，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大家怎么样同舟共济，一起渡过难关。这又是一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把香港和内地放在一条船上，渡过一个大的灾难。回想这些事情，确实有它的必然，也有它的巧合，但内在意义还是很深刻的。

　　记：在您看来有什么深刻的内在意义？

　　龙：如果作为一个历史回顾的话，确实可以客观地评价，就是当时整个香港还有内地，对SARS的反应是不是有些过度？如果香港这个600万人口的世界大都市几乎瘫痪，那付出的代价是多大？当然当时SARS将来会演变什么样一种灾难，大家完全不了解。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到来的时候，整个社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当然这些问题今后还可以再总结。

　　记：为了让香港渡过SARS危机中央政府也作出了很多努力。

　　龙：当然，SARS过后中央政府非常关心怎样重振香港经济，比如非常鼓励把博鳌亚洲论坛搬到香港做一次旅游论坛，特区政府也非常支持，那次会议应该说开得不错，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旅游部长包括世界旅游组织的部长一起到香港来，向全世界展示SARS的影响已经过去，香港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中心。

　　CEPA是个相当重大的创意

　　记：随后还有关于内地和香港的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的CEPA协议出台。

　　龙：CEPA这个事情是港府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对我们这些搞WTO的人来讲，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当时中国刚刚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世贸组织的一个最基本规则就是相互之间的最惠国待遇，世贸成员之间要给予完全相同的待遇，如果给予某个成员特殊的待遇，就违背了最惠国待遇原则。

　　记：那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龙：实际上，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正像许多法律一样，都有例外条款。其中一个例外条款，就是关于自由贸易区的例外条款，如果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一个WTO成员和另外一个WTO成员，可以谈判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使得他们相互给予超过其他成员的更加优惠的待遇。我们觉得为了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内地和香港是可以引用这样的例外条款，签订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但内地和香港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和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就会带有这样一种含义，当时我们就来了一个创造，叫做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这样一个创造是相当具有创意的，它实质上是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从形式上，又是主权国家和它的一个单独关税区签订的特殊的贸易协定。

　　记：这样的特殊贸易协定出来有没有其他WTO成员提出异议？

　　龙：我们报告了WTO，得到了WTO的认可，使得中央政府能够理直气壮地给香港更加优惠贸易的待遇，是个相当重大的创意。CEPA建立起来以后，确实能够使双方在提供贸易优惠方面，做很多的事情，有很大的空间，而且也不违背WTO的规则，特别对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那您觉得香港未来发展空间在哪里？

　　龙：我觉得是“9＋2”区域合作。因为香港经济的发展，将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和整个内地经济整合的程度，应该说“9＋2”实际上给香港和内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空间，它不仅仅在深圳，它不仅仅在广东，而是在泛珠三角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范围里运作。香港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找到其和内地经济互补的地方，然后能够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最后达到一种双赢，所以我就觉得“9＋2”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记：同内地相比您觉得香港的优势在哪里？

　　龙：最近几年，我跑了很多国家，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有这样的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和内地尤其是深圳在地理上那么接近，在文化上那么相通，再加上香港人学说普通话，然后在体制上这么优越，又具有CEPA这样一个大的法律框架，也有“一国两制”这样大的一个政治框架。而内地经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发展程度不一样，既有比较发达的珠三角，也有一些欠发达地区，这为香港的服务业和其他产业同内地经济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无限的空间。

　　记：您有没有特别关注深港一体化议题？

　　龙：当然关注。

　　采写：本报记者 姜锵 摄影：本报记者 陈以怀 实习生 王子荣

　　(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