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弗里德曼：传媒无限接近真实

　　-特约记者/林嘉澍

　　专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弗里德曼

　　不要梦想成为媒体英雄，要努力报道人世间不堪的事以唤起全社会的注意

　　那是1975年5月的一个晚上， 塞缪尔·弗里德曼 (Samuel G. Freedman) 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既真心喜欢又能拿到报酬的工作。在新泽西地方报纸《信使报》(Courier-News)的编辑部里，他作为一个还未正式走出校门的实习记者，感受到了至今仍无法忘怀的狂喜。

　　那天晚上，他穿着从父亲那里借来的夹克，留着低垂的头发和连鬓的胡子，像流浪汉一样被派到一个名叫布兰奇伯格的地方去采访镇委会。弗里德曼在截稿时限之前完成了工作，并且因为往导语里添加了“缓和”(assuage)一词而得到了夜班编辑的赞赏。

　　现在，塞缪尔·弗里德曼已经成为了《纽约时报》的教育及宗教专栏作家，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在1975年5月踏入新闻行业之后，他从地方小报的实习记者一路成长为全国大报的资深记者，成为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两方面的典范。

　　凭借《纽约时报》上的教育专栏“On Education”，弗里德曼获得了美国教育作家协会 (Education Writers Association) 的年度大奖，并在1997年因为著作《遗产》(The Inheritance) 入围1997年普利策奖决赛。

　　在刚刚推出中文版的著作《媒体的真相：致年轻记者》中，塞缪尔·弗里德曼和读者分享了自己从高中校报做记者直至今日的工作经历。其中既有对“激进传统”的继承，也有随着时代发展而进行的创新。弗里德曼以其新奇的观念和激动人心的故事，为年轻记者们提供了关于整个职业生涯的指导。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你们正在进入一个欢迎你们、尊重你们，甚至敬畏你们的世界。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新闻记者总是被视为英雄，就像我在1973年上大学时那样。”在序言中， 塞缪尔·弗里德曼为记者和新闻业的状态做出了这样的注解。

　　不要梦想成为媒体英雄

　　你从一家小报纸进入一家中等规模的报纸，再进入了《纽约时报》这样的全国大报工作。你是如何获得这些机会的呢?是你寄出了很多简历，还是这些报纸主动找上门来的?

　　当我想去一家更大规模的报纸工作的时候，我寄出了很多自己的简历、剪报。那时候还没有个人电脑，所以我要在打字机上用手挨个儿把字敲出来。我总是期待着能够顺利地收到回复，让我去接受面试。我的运气很好，因为有些我过去的同事已经进入了《纽约时报》工作，他们将我推荐给了那里的编辑。

　　我觉得对于年轻记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写作，争取让更大的新闻机构有机会看到这些可信的文字，努力建立一份优秀的工作履历。

　　在著作《致年轻记者》中，你提到:“我宁可写些默默无闻的人，而不喜欢写那些名人。”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又为什么把这个想法告诉你的读者?

　　我觉得那些名人早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曝光度，而那些没有进入公众视野的人也应该为人们所知晓。我觉得，报道那些从来没有被说过的人、从来没有被说过的故事会更有趣一些。这些人也不会像那些长期出现在媒体上的公众人物那样圆滑，不会像公众人物那样在接受采访时显得谨小慎微。

　　我希望通过这句话告诉读者的是，记者不应该被采访对象的知名度和头上的光环所左右。我们应该清晰地记住，记者的工作是讲述那些未曾被讲述过的故事，报道那些未曾被报道过的人物。

　　在中国，年轻人开始大量进入新闻行业。他们满怀志向，希望能够成为鲍博·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这样的媒体英雄，希望通过文字改变世界。你觉得这样的理想主义对于记者来说是好事吗?

　　当然了，对于记者来说，做个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件坏事儿。但理想主义并不等于幼稚，而是应该拥有理想，并且将记者这一职业作为实现理想的途径。

　　我觉得年轻记者有点理想主义是不错的，但不是梦想着成为媒体英雄。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读过卡尔·伯恩斯坦的故事，他绝对算得上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但是我觉得，记者本身不该凌驾于他们报道的新闻之上。要知道，伍德沃德在职业生涯中始终卖力而高效地进行新闻报道，而非努力成为一个媒体英雄或者风云人物。

　　如果年轻记者拥有一种理想，希望去报道人世间那些不堪的事情并唤起全社会的注意力，这种理想主义对于年轻记者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

　　冷战思维下的话语空间

　　你将记者定义为“忠实的信息经纪人”。那么你真的认为存在100%准确、“不带偏见和党派意识”写作而成的新闻吗?

　　如果你问我100%与事实相符的新闻是否存在，那么答案是:没有。但是只要你竭尽全力“不带偏见和党派意识”地进行报道，那么就可以更接近这个标准。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标准无关紧要，那么你就会离它越来越远。

　　我觉得虽然不存在100%准确的新闻，但是如果你尽力去实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也能实现90%的真实。这起码也比很多记者的作为要强得多了。

　　现在，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总是将报道引向民主以及新闻自由之类的话题。你认为为什么西方媒体喜欢采取这种报道方式呢?

　　首先，一个比较常见的看法是，西方媒体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看待整个世界，认为全世界都在追求西方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当然，西方媒体之所以这样进行报道的写作，还有可能是为了让他们的读者和观众更好地与报道中的故事产生关联感。

　　我觉得美国的驻外记者——我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还包括很多其他地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局限就在于，他们很难用当地语言与当地居民进行沟通，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见得都有机会学习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你会发现，那些最优秀的美国驻中国记者，都是能够流畅使用普通话，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记者。而不是仅仅讲述那些在北京和上海街头看见的奇闻轶事。

　　至于说冷战思维的影响……我觉得冷战思维的表现，就是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看成是美国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这就是冷战时期美国媒体对苏联的看法。

　　但是换到中国身上，情况又不太一样。说到中国，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对手以一个经济强国的形象崛起，而非军事强国的形象。在冷战问题上，美国人总是通过在经济领域相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优势不断安慰自己，特别是在前苏联经济崩溃的那段时间。

　　那么你就会明白，他们将如何解读中国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政治理论，同时又在经济上经历着巨大飞跃的国家了。

　　默多克非常非常可怕

　　在政治之外，商业是影响媒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上个月，因为默多克的影响，一份澳大利亚媒体撤下了关于默多克夫人邓文迪的报道。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就这个事情而言，我很难做出评论，因为我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是总体来说，默多克对媒体施加了非常非常可怕的影响。而且，他还会用自己在媒体上的影响力，反过来影响美国的政治议程。所以发生怎样的事情我都不觉得意外。

　　如何解决商业势力和媒体之间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在过去，美国曾经有过相关法律来限制一家公司或者某个个人能够拥有多少媒体——这主要指的是传统电视台。但是现在，这样的法律法规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不仅仅是默多克，还有很多媒体公司的市场份额远远超过了他们过去的上限。

　　那么你个人怎么看前段时间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呢?

　　我在差不多10天前为《耶路撒冷邮报》写过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实在太可怕了。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这样一份广受尊敬的报纸就会名声尽毁，而且整张报纸都将弥漫着默多克的右翼政治立场。

　　审视新媒体

　　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报纸的消亡和新媒体的崛起。《时代》周刊也将代表着草根媒体的“你”评选为2006年的年度风云人物。你觉得新媒体的地位是否被过度夸大了?

　　我觉得着很难说。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网站了，他们中的一部分获得了很大的流量。他们正在改变媒体行业的版图。这件事情好的一面在于，更多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在传统的电视和广播之外，互联网上网民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在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他们对读者没有公正性方面的承诺，没有准确性方面的承诺，没有采用严格的编辑和把关机制。他们可能会让媒体变得越来越不专业。幸好，起码从现在看来，还没有太严重的影响。

　　每次有新的媒体形态出现的时候，总是会掀起一轮争议，纸媒、广播和电视是善是恶都曾经经历过争论。但是印刷机只是机器，而与价值体系无关。同样，互联网只是技术上的创新，而与价值体系无关。

　　那么当你在纸媒上看到自己的《纽约时报》专栏时，那种感觉是否与在互联网上看到同样的专栏不太一样?

　　这很难说。对我来说，我尽量不将两者进行区别对待。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原始出处比我以何种方式看到更为重要。如果我在看一篇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我不会因为在网络上或者在纸媒上看到这篇文章而对其可信度产生不同的看法。

　　在上个月，美国《连线》杂志的记者希望对几个blogger进行采访，但是这些blogger却坚持使用电子邮件，以避免被错误地引用。如果换作你，你会采用电子邮件进行采访吗?

　　不会。我不会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确认采访对象身份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进行采访。采访是所有报道的核心手段。如果你和某人面对面地进行交谈的话，你可以获得对方更高的真诚度。如果你用电子邮件采访的话……我觉得电子邮件是一个进行补充追问的好办法，或者在联系某个人的时候也非常好用，因为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入自己的电子信箱。但我觉得电子邮件无法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或者通过电话进行采访。编辑：姜弘 jiangh@newcentury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