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司局级干部的回忆:30年前我们这样走进校门

　　高考了，不许有噪音；高考了，要交通管制；高考了，全家老少要“支前”……为了这场举国关注的考试，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从有形的家庭支出、学校支出、行政支出、社会支出，到无形的社会心理、教育观念。

　　一位从草原走进北京的政法机关的领导说，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是在草地上走了几十里才赶到公社考试的。在政法机关里，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物，他们也曾参加过高考。相比之下，他们的考试、入学要简单得多。

　　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不是在“厚此薄彼”。

　　当年意气风发一书生 如今政法机关栋梁材 面对眼前高考盛况4位司局级干部想当初

　　30年前 我们是这样走进校门的

　　霍宪丹:报考颇费周折撞上法律专业

　　“西南政法78级”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一个

神话，有评论称“他们撑起了中国法律的半壁江山”。作为其中一员，司法部

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每每谈及“西南政法78级”时都心怀感慨，并且会自然而然联想到在那个特殊年代经历的高考。

　　“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此都是刻骨难忘的。”6月11日，面对记者的采访，霍宪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初中毕业之后，17岁的霍宪丹插队四川彭州农村当了知青，后来返城进工厂做了技术人员，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考大学的打算，我知道国家不会一直那么乱下去。”霍宪丹就这样在工厂里等来了高考。

　　1977年第一次高考，因工龄不满两年，不够报考条件，霍宪丹没能参加分省组织的高考。1978年第二次高考，工厂领导终于同意他参加首次全国统一高考。然而在当初，有些人是碰进了这所学校，撞上了这个专业，霍宪丹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第一志愿报的是考古和建筑，第二志愿才是法律。但是由于当时法律是绝密专业，提前录取，他到了西南政法。

　　开学那天下着雨，霍宪丹背着行李刚下火车，就看见了西南政法学院鲜红的迎新旗子，“坐着敞篷卡车沿山道上下盘转，呼啸而去，被拉到了校园。”霍宪丹至今记得那天的场景。

　　就这样，24岁的霍宪丹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成为78级西南政法学生中的一员。

　　29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一介书生如今已成为一个谦谦儒雅的学者。霍宪丹毕业后被分配到司法部教育司，从事法学教育管理工作。岁月在一天天流逝，然而，在他人生的轨迹里，惟一不变的是“法学教育”情结。在这生命中黄金般的二十多年里，他不仅亲身参与了我国法学教育的规划、建设工作，亲身见证了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而且对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霍宪丹回忆说，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国普通高等法律本科仅招233人，1978年招生729人，1979年招生1947人。这三届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为政法部门和法学教育承上启下的骨干和中坚，他们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程。

　　法制网北京6月11日讯

　　胡云腾:小学没毕业参加高考一波三折走上法学路

　　法制网记者 王斗斗

　　“高考决定命运！”6月11日，面对记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开门见山说了这6个字。

　　1977年，停顿了10年的高考得以恢复，这对于当时从农村、工厂、学校走进高考考场的人来说，确实是改变人生命运的考试。

　　而那时的胡云腾根本不知道恢复高考这回事儿。“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1958年我就从城市到了农村，那时小学五年级还没读完。1977年，我在一个水泥厂当临时工，整天就知道拉石头，消息闭塞，根本就没听说恢复高考的事。”胡云腾回忆说，“1978年，农村里基本都知道这个消息了，当时我们水泥厂就有工人去报名。由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历史、地理的书籍，村里很多人认为我行，都鼓励我去报名。没敢幻想一次考试就能改变什么，但我还是去报了名。”

　　“当时村里报名的只有12个人，有11个是高中毕业，只有我一个是小学都没毕业的。”胡云腾对记者说，那时，也没什么复习资料，就借了一本油印纸的材料，随便看了看。

　　事隔29年，胡云腾依然对当时去公社报名时的尴尬记忆犹新。

　　“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公社的干部问。

　　“我小学没有毕业。”胡云腾作答。

　　“啊？你连小学都没毕业还敢来报名？”那个干部特别吃惊，“我们这儿连高中生初中生都考不上，你一定是疯了！”

　　成绩公布，胡云腾得了298.3分，虽然没考上大学，但他的总分比村里一起报名的11个同学的总分加起来还要高。

　　胡云腾没有就此放弃，第二年他报了高考补习班，准备再次进攻。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的成绩没有令他失望，名列市文科第一名，用胡云腾自己的话说，“在小城里引起不小的轰动”。

　　胡云腾第一志愿报的是西南政法学院，他想学法律的理由很简单：“在农村经常受欺负，我就是想用法律去制止那些胡作非为的人。”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按道理，西南政法学院的分数线他完全够了，然而由于简历中有两年经历是空白，再加上当时没有联系电话，学校考察时无法找到胡云腾，学习法律的梦想就这样与他擦身而过。那一年，他去了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

　　然而，胡云腾的法律情结没变，在安徽师大里，他想尽一切办法学习法律：跑到图书馆里翻旧书，去华东政法学院找老师借……4年之后，西南政法学院再次向他招手，他考取了西南政法学院的研究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真正走上法学之路。”胡云腾笑笑。

　　“像我那个年代的人，能从乡镇里走出来的太少了。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如果再晚几年，英语成绩记入总分了，我这个小学没毕业的再想上大学，恐怕就比较难了！”胡云腾调侃说，“如果我当时高考没考上，没准你会在北京的哪个工地见着我呢！”

　　法制网北京6月11日讯

　　张智辉:退役回乡考大学边割麦子边备考

　　张智辉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红本，塑料皮上烫金字迹依然鲜艳夺目———“西南政法学院同学录”。记者翻开里页，看到一页页的班级名录。

　　从这个小红本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张智辉忆起了他当年的高考。

　　“我们78级有10个班，再加上两个师资班，共有420人左右。入校时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16岁。”想起当年的趣事，张智辉笑了起来，“我们同学里有个小女生，一见到年龄比她大得多的总班长就叫叔叔，叫得总班长不好意思，便让她改口叫同学。”

　　的确，在西南政法学院的78级学生里，容纳了从1966年至1978年多达12届的初中和高中考入的毕业生。其他大学的77级学生和78级学生里都有同样的情形。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试，张智辉作为军队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支农的解放军战士，借住在一家藏民家中，他家有个哥哥是县里一所中学的监考老师，当他将高考试卷拿回弟弟家时，张智辉发现这些题目他都会做。而那年青海省的高考录取线，在张智辉的记忆中是47分。

　　于是，一个强烈的念头促使这个入伍近六年的部队文书，不顾一切地找到部队首长坚决请求退役。尽管当时部队对他的提干政审已经通过，尽管首长为他前程考虑说，退役可以选择去石油管理局工作，但23岁的张智辉还是回到了家乡陕西省武功县农村。

　　回到农村，张智辉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干农活儿，参加1978年高考前，他还不得不在地里帮家里割麦子。

　　“那时候没有把考分送给考生家里的，都是在县城张榜公布。”张智辉回忆说，他有个在县城工作的堂兄有天跑来说：“智辉，你考上大学啦，你是县里文科的第一名！”家距县城有十几华里远，既然考上了也就没必要管他多少分，张智辉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当年高考到底考了多少分。等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他就收拾行装向重庆进发了。

　　难以忘却的一幕幕情景，尽管已逝去近三十年时光，却又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请张智辉点评一下“西政78级”学生的整体概貌，他沉吟片刻说：他们善于思考，不盲从；他们特别珍惜学习生活，深知进入大学的机会可贵；他们的命运与国家命运密切相连，这群人特别关注国家大事。

　　法制网北京6月11日讯

　　赵汝琨: 而立之年赴考场庆幸和悲哀并存

　　法制网记者 杜萌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时，赵汝琨30岁，他已经结了婚，儿子1岁。

　　“上大学是我们高中毕业时认为顺理成章的事，但是这一拖就拖了11年啊！”6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史展览筹备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汝琨对记者感慨道。

　　时光回溯到1966年，19岁的赵汝琨是北京八中高中毕业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记得当年自己一心想上大学，考虑的是学什么专业的问题。学校结束了高中毕业考试，学生已经放假回家准备参加高考，但就从那年6月以后，国家被卷入一场灾难中，不要提考大学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全都打乱了。

　　赵汝琨先是去北海舰队当海军，服兵役5年后来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当书记员。1977年，他受法院委派去北京郊区带队管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特别兴奋，但又担心像他这样年龄的人能否报名参考。直至一个字一个字细细读罢对考生年龄限制的规定后，他才长长松了一口气，一股青春豪情充溢在胸间，毕竟还有机会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啊！

　　问年逾八十的老父亲，这大学要不要去拼一把，老父亲毫不犹豫地说，“能上大学当然好”；问妻子这大学要不要试一把，妻子毫不犹豫地说，“支持！”

　　赵汝琨说，走进考场时就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因为一同走进来的人都是年轻面孔，不仅有自己带队管理的那些知青，更有应届的中学生。如果自己能在1966年正常进入大学学习，这11年时光也该积累了不少的工作成果，也当属栋梁之材吧。可与这些小自己七八岁甚至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无奈的庆幸，也是无奈的悲哀。

　　赵汝琨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高考总分成绩为357分，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序号是崇文区第一号，估计自己的成绩在全区里是排头一名的。入选大学为北京大学，所学专业为法律。

　　入校后，在同宿舍的同学里，赵汝琨是年龄最大的，同宿舍最小的同学是1961年出生的，入学时只有17岁，与赵汝琨相差13岁。

　　赵汝琨随身带着一个北京大学77届法律系同学通讯录，他说，这个同学通讯录已经重新印刷了好几次，已经记不得是第几个版本了。那一届法律系在全国招了60人，后来又添了1个人，学校后来再在北京扩招了20人，而1977年全国只有两所大学恢复了法律专业，一所是北京大学，一所是吉林大学。而他和他的法律系同学就在那年，成为高校恢复法律专业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法制网北京6月11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