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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钢：蝴蝶玫瑰梦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3日16:50 新民周刊
人性和永恒的爱，才是真正的主旋律。 口述／陈 钢 撰稿／钱亦蕉(记者) 陈钢的名字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连在一起，他的名片上印着两只蝴蝶，象征着“化蝶”；陈钢的名字与陈歌辛连在一起，这个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音乐的天才，却有着凄凉的结局；陈钢的名字和上海连在一起，他热爱这个生活了70多年的城市，更愿意用自己的慧眼和纯情来寻找上海。 《梁祝》： “顶风抗旨”的产物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至今48年了。我们以前常说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作品，然而，“火红”的大跃进时代怎么会产生《梁祝》这样一个“才子佳人”的交响作品呢？我觉得，《梁祝》的诞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晶。一方面，当时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品——伟大的中国需要伟大的声音，而我们解放前后只有几首管弦乐小品，还没有产生过属于自己的、有影响的交响音乐。另一方面，身处大跃进时代，我们两个年轻人意气风发，鼓足干劲，向音乐的象牙塔顶尖——交响乐挑战，有为中国的交响乐填补空白的愿望，可同时我们却还保持着50年代大学生的纯情和理想主义。 当时为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要搞一个协奏曲，在报选题时，俞丽拿报的是《大炼钢铁》，沈西蒂报的是《女民兵》，何占豪报了个《梁祝》。当时他也不理直气壮，所以正式报上去的时候，《大炼钢铁》排在第一个，《女民兵》第二，《梁祝》排在最末尾。这其实是时代使然，但是最了不起的是，当时的党委书记、副院长孟波，他并没有随大流让我们创作大跃进题材，而是点了排在最后的《梁祝》，并安排我协助一起创作。如果换了别的领导，很可能点第一、第二个选题，因为是“主旋律”嘛！其实，我所理解的主旋律，并不等于是配合特定形势的应时应景之作，而是关注人类命运，歌颂人性、真情和永恒的爱的，才是真正的主旋律，才可以超越时代和国界，流传久远。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梁祝》是“顶风抗旨”的产物。孟波点《梁祝》本身就是“顶风”的做法，后来他在“文革”中还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在革命的大跃进年代还搞才子佳人。那么什么是“抗旨”呢？这是直到去年俞丽拿才告诉我的(她保密了几十年)。当年周总理招待外宾很喜欢听《梁祝》，有一次，总理跟俞丽拿说，《梁祝》太长了，你叫他们改一改。俞丽拿心中暗自嘀咕，《梁祝》总共25分钟，与外国的一些协奏曲比，并不算长，而且音乐有自身规律，也不是随便剪一刀就可以的，所以就把这个事瞒下了，没有跟我们说。周总理记性特好，第二次听时，发觉还是这样，就跟俞丽拿说，没改嘛！俞丽拿笑笑，总理就说，算了，尊重作曲家的创作么！在当时的形势下，假使俞丽拿传达了总理的指示，我们敢不改吗？如果那样，整个音乐就变成斩头去尾的“残疾人”了！所以，俞丽拿除了是《梁祝》的首演者外，她还立了个大功，就是保护了《梁祝》，保护了《梁祝》的完整性！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作为文艺领导，不要随意命题作文，不要对艺术家横加干涉，而是要严格地按艺术规律办事。 当时提出的“民族化”的口号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它的片面性。在创作《梁祝》时，我们曾做过一个尝试，在为“同窗三载、共读共玩”那一段配器时，我曾想加一组弹拨乐器(三弦、琵琶、月琴)，来增强一些民族色彩。那时一周排练一次，第一次排练时，怎么也听不到它们，管弦乐队的巨大音响把三弦、琵琶、月琴的声音全部淹没了。第二个礼拜，我请他们尽量弹响一点，他们就拼命用力弹，可听上去全是噪音，很不协调。第三个礼拜，他们开会请假，没参加排练，我一听，乐队音色反而统一协调，后来也就不请他们来了，而原来所需的弹拨效果，就用弦乐的拨奏来代替了。所以说，不是说用了民族乐器就“民族化”了，民族是个精神的东西，《梁祝》表现的是精神上的民族。当然，我们在哭灵跳坟一段中用了唯一的民族乐器——板鼓，因为它所表现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效果，是所有的西洋打击乐器所不能替代的。 国学大师文怀沙曾经说，越剧本来是地方小戏，好比“乡镇企业”；进了上海以后进行了改革，流传到全国，等于拿了个“城市户口”；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出现后，就立即跨越了地域与国界，推向了世界，这就好比拿到了一张“国际护照”。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和确切，它说明“民族化”必须与国际化、现代化结合，才能走向世界。去年6月，《梁祝》在英国伊顿公学演出，这所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贵族学校的师生并不知道《梁祝》的故事，但他们却都被音乐深深地感动了，这证明好的音乐是真正跨国界、跨时代的。 在讨论《梁祝》初稿时，并没有“化蝶”，也是孟波提出，一定要“化蝶”，这是点睛之笔，因为《梁祝》的灵魂就是“化蝶”，是一种爱情的升华和中国式的浪漫主义。 父亲：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我在创作《梁祝》的时候，父亲已经被打成右派，到安徽白茅岭去劳改了。他是在无线电里听到《梁祝》的，他说有一些意见要告诉我，并希望我寄一本有我签名的《梁祝》的总谱给他。后来，我把谱子托妈妈带去了，但不敢签名，因为要“划清界限”；同时，我再也听不到他最后还来不及告诉我的意见了…… 父亲陈歌辛在三四十年代被誉为“歌仙”，他在40年代初就写下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流行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后来在50年代初传到了美国，由两个美国人把它翻译成英语，歌曲名还是叫《Rose Rose I Love You》，里面有一句“make way make way”，就是“玫瑰”的谐音，其他歌词都完全改变了。Frankie Laine演唱之后，1951年，它登上了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据说那首歌的版税有100万美元，不过当时我们正在抗美援朝，自然不可能去领取那笔钱。可是父亲当时就表态说，如果拿到了这笔版税，他立即用全部款项购买一架飞机去抗美援朝。 抗战时期，孤岛沦陷区的上海，普通的市民不可能总是听革命歌曲，张爱玲说，是我父亲他们创作的这些流行歌曲，给了人们小小的圆满、小小的温暖。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由于在上海孤岛时期谱写爱国歌曲，与吴晓邦合作创作了四部抗日歌舞剧，1941年父亲被日本人抓走了。那年我6岁，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半夜里日本宪兵冲进我们家把他带走，跟他铐在一起的正是鲁迅的太太许广平。那时我还去日本宪兵部送饼干，父亲3个月以后才被保出来。抗战后，国民党也要抓他，他被关了7天“无罪保释”，为了度日只能和几位艺坛好友结伴卖唱，因此他写了歌曲《究竟是谁的胜利》批评国民党政府。 后来父亲和母亲去了香港投奔夏衍。解放以后，父亲抱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到上海。当然，从此以后很难再写、同时再也写不出以前那样的流行歌曲了。这是他们这一代不少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父亲后来被错划成右派，前几年贺绿汀在一次会上说：“这顶(右派)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他就这样在一言未鸣、一语未发的情况下被戴上“右派”帽子。在白茅岭农场，白茫茫的大雪，我妈妈跟着牛车，走了90里路赶过去看他。他住的茅草棚又破又冷，一个晚上，他们就用套鞋接了点雪水，煮了点茶喝，第二天就分开了。妈妈再去时，人就已经没有了，说他心力衰竭死了，接了他的骨头回来。父亲一面在农场备尝艰辛，一面写的却都是歌颂春天的歌曲。这就是真实的他。 上海：城市文化的“味道” 张爱玲到了香港之后，曾经把香港和她记忆中的上海做比较，说香港的橱窗琳琅满目，就是没有以前的上海有味道，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白俄比较多的缘故。白俄崇尚的是法国文化，而张爱玲所说的“味道”就是指上海的高雅文化、情调文化和贵族文化。 海派文化首先也就是城市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表现上海城市风貌的流行歌曲，特别是40年代成熟期的流行歌曲。如果说，20年代黎锦晖的《毛毛雨》等还属于儿童歌舞和民歌小调的话，那么等到《夜上海》、《夜来香》、《玫瑰玫瑰我爱你》出来后，它就表现出了茅盾在《子夜》中所描写的“光、电、能”，表现出了国际大都会的风貌。那时，爵士音乐和舞厅音乐都已进入上海，它们与上海本土的吴越文化结合在一起，诞生了这样一批中西结合、雅俗共赏，同时也是文人创作的市民歌曲。 在今年的“上海之春”开幕式上，演出了一部以“紫竹调”为主题的交响曲，还专门邀请了8位法国作曲家参加“感受上海·呈现中国”活动，也是以“紫竹调”等为主题、二胡和唢呐为为主奏，来谱写交响音乐。顿时间，“紫竹调”一下子像市花白玉兰一样，快变成了上海的“市歌”了。我想，这完全是一种误读！“紫竹调”是一首苏南民间小调，它体现的音乐形象是江南水乡，而不是作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它的音乐素材的内涵是农耕文明，而不是新兴的城市文化。我们出了高额的奖金(第一名是2.5万美元)，请了对上海只有浮光掠影印象的“外国和尚”，用乡间小调来念这部“上海经”，其结果必然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解读与阐释。上海是一个大海，它从来就是海纳百川；但上海更是一个藏龙卧虎的人才宝地，为什么不能多发掘自己丰厚的文化资源，扶植自己的新生力量，加强上海的文化原创力，重振昔日上海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雄风呢？ 上海的怀旧风是随着海外人士的归来和寻找上海才兴起的，某种程度上，港台两地更好地保留了上海原来的“味道”。说来也惭愧，关于老上海的“味道”，电影我们拍不过王家卫，歌曲我们唱不过蔡琴。所有的大导演，一拍老上海就失败，比如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的《风月》，因为他们不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而王家卫，他即使不把背景放在上海，也能拍出浓浓的上海味道，潘迪华的一句上海话，就能把上海的风情勾画出来。这次李安要拍张爱玲的《色戒》，请了潘迪华来教女演员们搓麻将，据说潘迪华的十个手指头里全是表情，但年轻女演员却学不到。 当年龙应台来上海，碰到我，知道我是陈歌辛的儿子，非常激动。她说，“我小时候就唱着你爸爸写的《永远的微笑》，拉着妈妈裙子的边过马路，去菜场买菜。现在我妈妈老了，是我牵着她走，还唱着这个歌。我从她眼睛里看到一种回忆的幸福泪光。”后来，龙应台邀请我和陈燮阳去台湾开音乐会，音乐会的名字就叫“凤凰于飞——上海台北老歌双城记”。《凤凰于飞》这首老歌就是由我爸爸作曲，陈燮阳的父亲陈蝶衣作词的。音乐会本来只开一场，但盛况空前，就连开了两场。音乐会结乐时，观众全体起立，高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位80多岁的老先生坐着轮椅来，说当年他在复旦中学时，我父亲曾经教过他音乐。我在那儿找到了昔日的上海。而在香港碰到黄霑时，他也说：“我就是喝着上海老歌的奶长大的。”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最根本的是它的“文化力”。有一年，我到莫斯科去，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1992年，苏联解体后，卢布贬值1000倍，就是说，一个千万富翁，一个晚上就变成万元户了。可第二天人们照样排着队去听马勒的交响乐，马勒的交响乐很长，40多分钟，听完之后，人们全体起立，鼓掌鼓了40多分钟。所以，这个民族是打不败的，因为，他们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现在我们常喜欢用的一个词叫“打造”，可文化怎么能打造呢？文化是一种长期的积淀。我们需要的是培植参天大树，而不是弄几个盆景作摆设。一个没有文化记忆和文化战略眼光的城市，充其量只是一个摩天大楼林立的水泥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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