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邹恒甫：不要钱也希望回北大上课

　　- 对话

　　“我和张维迎没有个人恩怨”

　　邹恒甫表示，给教育部长写信是要把官僚治校问题提到桌面上

　　昨日，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身在美国的邹恒甫嗓门很大，语速极快。他说自己是湖南人，脾气火爆。他在谈话中常常哈哈哈大笑三声，会说某某经济学家连给他提鞋都不配。说到酣畅淋漓之处，他似乎是对着千百人在演讲。

　　“教育部长了解我的性格”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想到给教育部长写这封公开信？

　　邹恒甫(以下简称“邹”)：我收到张维迎的信很气愤。他们院长不能这么欺负中国的教授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撕中国知识分子的脸面呢。我就要站出来，为中国的教授说话。

　　写信给周济，他是教育部部长，他了解我的性格。我如果有不当之处，他也一定会原谅我。

　　新京报：看到张维迎给你的信中说的是，之所以让你离开北大，是因为你上课时间不够，还有在其他学校和机构办学担任职务？

　　邹：我比光华很多流动教授在北大呆的时间多多了。我在光华的地下室第五室上完课后，就在我

　　我在其他学校和机构办学，他们都是知道的。这是我的自由，而且我办学是免费的。我把我的才能贡献出来，有错吗？

　　新京报：那当时你和北大有没有这方面的协议，比如说，每年必须达到一定的课时，以及不能够担任过多的其他学校的职务？

　　邹：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些协议。当年请我过来的时候，张维迎自己在东方时空上说过，我答应到北大的那个晚上，他都高兴得睡不着觉。

　　光华有些教授四处去做讲座，我从来不做那些所谓赚大钱的讲座。我给光华的学生讲课，而且还负责光华一份杂志，这份杂志是要算两个课时的。

　　“我早和张维迎坦诚交底”

　　新京报：那你认为你被开除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邹：这你去问维迎好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发这封信是学术圈的内斗和个人恩怨？

　　邹：怎么会是个人恩怨呢？我和张维迎没有个人恩怨，我早就和他十分坦诚地交了底。这也不是内斗，我是为了中国的教授能够有更好的空间。

　　新京报：你认为你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是不是个案？

　　邹：被领导的教授。我的例子不是单独的一例。在中国的许多学校里，领导对教授都是非常不客气的。现在中国就是官僚治校，不是教授治校。

　　说句实话，我个人好办，我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饭碗。我今年四十五岁，我的年龄加工龄(18年)已六十三岁。按世界银行六十岁法则，我可以拥有所有福利和保障地在世界银行退休。

　　但想想处于跟我不一样地位的全中国的大部分教授，当他们受到领导打压时，他们到哪儿去找公道啊？所以，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此公开信。我就不相信中国教育界会一直让这种现象存在。

　　新京报：那你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哪里？

　　邹：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你我能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大学同行政脱轨，建立董事会制度。把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

　　“不要钱也希望回北大上课”

　　新京报：你期待这封公开信能够有怎样的结果？

　　邹：我对公开信的结果充满了信心。我想我这封信是教授治校走出的伟大一步。我将为中华民族所有的教授树一面旗帜，哈，但愿此公开信比我的

　　新京报：你收到回信了吗？

　　邹：哈哈，收不收到回信有什么意义吗？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把官僚治校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让大家看到，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新京报：你觉得你还会回北大吗？你还希望回到北大教课吗？

　　邹：当然回北大上课。不要钱也上课。

　　“辞退并不是张维迎一人决定”

　　光华管理学院一位老师称，公开信不能单靠说还需要举证

　　昨日，光华管理学院一位自称教本科经济学的老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谈了对“邹恒甫事件”的看法。

　　新京报：你对邹恒甫发表公开信的事情怎么看？

　　老师：说实在的，我这两年很少看到邹恒甫来光华上课。当然了，如果是按照他信里所说的，有的课是在家里上，我没有看到，这是另当别论的。

　　取消他在院里的资格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决定，并不是张维迎一个人的决定。但是因为我没有参加这个评定，所以具体怎样决定的我也并不清楚。

　　新京报：邹恒甫在公开信中说张维迎不喜欢他呆在北大？

　　老师：对，他在信中说他被辞退可能是因为张维迎对他有看法。但是，在我们看来，不能单靠说的。如果他说张维迎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谁提出谁就要举证。现在仅仅靠电子邮件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如果他能拿出更详尽的资料，我们才好去判断。我们老师也想看一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一定要有材料。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待邹恒甫所说的官僚治学？

　　老师：从张鸣到邹恒甫，反映了高校体制的一些问题。但是什么是官僚治学，如果说邹恒甫认为院长经过院里的决定让他走是官僚治学。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件事情怎么才算不是官僚治学。是让所有的教授来投票吗？现在就有一个规则的问题。你进入这个体系，是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的。不能规则还存在，你就完全无视它。

　　我觉得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体制内，官僚体制确实存在。但是要怎么来改变它。邹恒甫作为体制外的人可以大声疾呼，那我们是体制内的人，我们要在体制中慢慢来改变。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