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10线坍塌6名工人遇难

　　特约记者/任冠军

　　自开工起，作为北京奥运期间主要公共轨道交通的地铁十号线已经发生了六次事故——

　　2007年3月28日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站出口的工程坍塌事故是其中的第五次。此次事故发生后，《京华时报》记者任冠军和他的同事在事故现场昼夜守候了6天。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任冠军希望人们记住：这次坍塌事故，夺走了6个生命。它，是这个城市的一处伤痕。

　　2007年3月28日上午9时许，北京的媒体陆续接到消息：北京市海淀区地铁十号线苏州街站出口工程发生坍塌，6名工人被困。

　　那天，我正在北三环北太平庄采访，接到地铁十号线工地塌陷的线索后，我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根据以往的报道经验，这种灾难性事故的救援往往持续数日，我知道，一场持续几天采访的恶仗又来了。

　　地铁工程突发事故

　　3月28日下午5时许，北京市海淀区地铁十号线苏州街站工地外，交警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随后，大批救援人员赶到，全面展开救援工作。我所在的报社赶到现场的多名记者也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采访对象。很快，我们采访到了发生坍塌时在地铁隧道内施工的工人。从工人处了解到，早在当天上午9点左右，该工地就发生了坍塌事故，6名工人被埋在塌方的土层中。

　　工人黄强(化名)说，10多名工人是在早晨7点左右一起进入隧道的，在距离出入口50多米处施工。在隧道的尽头，即距出入口约100米远处，是20多人组成的四川队(队长是四川人)在进行挖掘作业。

　　“大约9点左右，突然听见‘轰’的一声响，前面的工人蜂拥往回跑。”黄强说，很快，四川队的工人跑过他身边，嚷着“塌方了！塌方了！”并惊慌地往隧道外跑。10多分钟后，工人们重新回到隧道内，准备加固隧道，没想到隧道内再次响起“轰”的巨响。紧接着，隧道内不断持续着“嗡嗡”的声音。很快，10多名浑身都是土的四川队工人飞奔出来。有着5年地下施工经验的黄强感觉出大事了，“站在我旁边的队长脸色也一变，大声喊道‘快跑’”数十名工人全都扔掉工具，蜂拥朝地铁出入口跑去。

　　“当时就感觉身后的隧道也要塌下来了！大家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拼命地往前跑。”黄强说，地铁隧道有6米宽，但当时他只觉得隧道太窄了。不久，几十名工人相继从隧道内跑出来。四川队的队长跑出来后，大声吆喝着，“都出来了吗？都出来了吗？”

　　随后，他让本队的人站到一起，开始清点人数。数了一遍，发现人不够。再数一遍后，队长确认：还有6名工人没有出来。很快，工地领导组织了近百名工人，让他们每人拿着一把铁锹，分成几个小组轮流进入现场，展开救援。

　　为什么上午发生的事故，警方下午5点多才接到报警？很显然，工地试图封锁消息。那，又是谁，通过什么途径报警？带这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四处寻找答案。

　　通过相关渠道，我们了解到，报警人是被困工人李鹏远在河南的亲属。事发后，工地将工地的大门锁死，并摘掉了项目部的牌子。所有抢险的工人被要求不得外出，不得向外界透露与此事有关的任何细节。为此，工地还开了会，会上工头要求当外界的人问及此事时，就回答一概不知。同时，一名工头还将工人手机收缴。该说法也在3月29日晚，北京市建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得到确认。

　　在29日的采访中，我也发现了一些关于瞒报此事的痕迹：该工地围挡大门处有7个模糊不清的大字，隐约可见前两个字“中铁”和最后两个字“集团”，中间的字很难辨认。多名工人说，这些字原来写的是“中铁十二局集团”，发生事故后，被用油漆涂掉。

　　被困员工亲属跨省报警

　　报警人从河南辗转报警，经历了怎样曲折的过程？这，是我们想知道的，相信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很快，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报警过程中的相关当事人。于是有了后面这段精彩的新闻稿——

　　3月28日14点55分，河南安阳110报警中心接到一个不同寻常的报警电话：“一个亲戚说，北京石景山一个工地塌方，埋进了6个人，我的亲戚就在里面，工头把手机都收了，不让说，时间是早上9点左右。”这名报警的男子就是李双喜。

　　这个报警电话，来自李鹏的大姨李秀荣的家中，李秀荣和李双喜是姐弟俩。此时距离工人被埋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28日中午12点左右，据李秀荣回忆，李双喜急匆匆地来到她家，带来了李鹏遇险的噩耗。而李双喜的消息来自李鹏的另一名亲戚，身在河南周口的李俊来。李俊来曾经在地铁工地打工多年，对工地上的情况比较熟悉。据李双喜说，工友们的手机被工头没收后，有人翻墙出去给远在河南周口的李俊来打电话，李俊来又一一与家属联系，包括身在河南安阳的李双喜。

　　当天下午2点左右，李秀荣给在北京打工的李鹏姐姐李娜打电话。李娜说，弟弟出事了，工头不让报警，报警就不给赔偿钱。“我们不要钱，哪怕有一丝希望，就要救人。”李秀荣哭着说，她和李双喜商量后决定报警。

　　3月28日14点55分，安阳110报警中心值班长索振刚接到报警后，立即将情况做了汇报。之后安阳110报警中心副主任陈银生当即与北京110报警中心取得联系。李秀荣、李双喜说，此后他们陆续接到北京警方电话，询问事发地点。28日16点39分，确认事故发生地和被埋6人的消息后，北京市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由各部门组成的抢险救援指挥中心。

　　昼夜守候救援结果

　　3月28日深夜，把第一天的报道传回报社后，现场的救援仍在继续。报社的七八名文字和摄影记者仍分守在救援现场、指挥部、工地入口，关注着救援进展。这种救援类稿件的采写很是熬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关键性的进展，只能在各个点严防死守。

　　29日凌晨两点多，报社领导来到现场看望我们，并给我们送来了2000元的“军饷”，用来支付今后几天的吃喝拉撒。我们在工地旁边开了一间房，领导安排好第二天的采访任务后，现场的记者分成两批，一批在宾馆休息，一批坚守岗位。我被安排休息，准备4个小时后，去替换值守的记者。

　　沉沉地躺在床上，很累、很困，却无法入睡。每每在这种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中，记者们都很亢奋，其实很多人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

　　因为救援是在地下隧道内进行，我们要得到里面的信息，只能通过工人和记者私人的一些朋友关系，消息比较闭塞，为确定是否有工人遗体被挖出，我们有时不得不采用跟随120急救车等办法，确定车上是否有人。还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救援的每一个关键性进展，我们通过有效渠道获得了消息。特别是我们的摄影记者，24小时都有人手持相机守候在几个关键的出口，并拍到了很好的新闻图片。

　　3月29日早6点，我们去替换值夜班的记者。那天早上，天突然下起小雨。在工地入口，我遇到了20多个头戴安全帽手持铁锹的工人。他们是从另外的地铁工地被抽调过来参与救援的工人。我和工人们在工地外的一个店铺门前躲雨，趁工头不在场时，工人们告诉我一些关于进展的零星信息。

　　早7点，夜晚参与救援的工人下工了。一名工人从工地内走出，到附近200多米外的早点摊买包子。我跟随过去，向他了解到隧道内的最新救援情况和隧道的整体构造。

　　在几天几夜守候的过程中，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苦中作乐。3月底的北京春寒料峭，我们将车开到工地对面，记者呆在车里关注工地的动静，比最初待在外面舒适了很多。工地旁边唯一的一家24小时快餐店也渐渐成为了我们的据点。来这家店的目的其实也不仅仅是吃饭，另外的一个目的是上厕所，因为附近没有公厕。那几日，除了记者们，很多救援人员如警察、120大夫也有很多到此吃饭，我们偶尔也能从他们的闲聊中听一点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陌生人献花：

　　“来看看修地铁的民工兄弟”

　　很多信息的来源就是通过这种“守”的方式零零碎碎地得到，再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核实。我们在这种“守”的过程中，终于守到一些有新闻点的细节。

　　3月29日上午7点半，天突然下起雨。中铁18局的四川籍民工老张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向工头请假后，坐公交车赶到苏州桥地铁站坍塌现场。前晚，老张从朋友处听说这里出了事，而在这个工地，有他的几十名老乡。几番询问，老张确认同村的周永权、周从云、周杰都被困在了隧道中，生还机会渺茫。老张等人所在的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张场镇廖店村是一个偏远的山区农村，全村有1000多户人家。这五六年来，有300多人出来打工，所从事的工种绝大多数为地铁挖掘。老张说，挖掘地铁工资并不高，每月只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但相比去做矿工，风险要小很多。为了多挣些钱供养家人，往往春节都不回家。“没想到，他们三个可能再也回不去了。”说着，年近50岁的老张眼圈红了。

　　3月29日晚7点半，搜救结果仍未传来。在事发地东北侧，遇险工人李鹏的姐姐李娜蹲在地上，双手掩面，失声痛哭。她为了弟弟的消息，已待了整整一天。晚上8点，两名工作人员找到李娜和其他亲属，劝说他们到一旁的饭馆休息等待，但被李娜拒绝。“我不乱说话，我都听你们的，我就想看我弟一眼。”在反复劝说下，李娜到饭馆内继续等待。40分钟后，一名亲友匆匆跑来，高喊着有了李鹏的消息。李娜一下站了起来，挣脱紧拉她的工作人员，往救援现场奔去，并闯入警戒线内十余米。在警方的劝阻下，李娜被亲友保护着，送上一辆汽车离开现场。

　　4月1日下午，一名小伙到救援现场向死难工人献花，但遭到现场保安人员拒绝，小伙留在工地围挡上的花束之后被一名保安人员丢弃。 下午2时40分，这名小伙手捧一束鲜花来到事故现场的地铁东北出口。小伙身着黑白相间的运动夹克和蓝色牛仔裤。越过警戒线后，这名小伙来到工地大门口，恳请值班保安人员让其进入工地向死难的农民工兄弟献花表示哀悼，但其请求遭到了一名臂戴红袖章的50岁左右保安人员的拒绝。小伙随后将手中的花束插在了工地东北角的挡板上。这名小伙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只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市民，“来看看修地铁的民工兄弟。”之后小伙离开现场。几分钟后，先前拒绝市民献花的保安走出工地，来到挡板东北角将鲜花一把扯下，之后丢到了工地门口四五米外的泥地上。

　　城市的伤痕

　　随着救援的进行，被困工人的遗体陆续被发现。3月30日下午6时40分，河南籍民工李鹏的遗体被挖出；4月1日，又有4名民工的遗体被挖出。因坍塌点周围地质情况复杂，救援工作也陷入困境，第6名被困工人——37岁的四川籍工人周永权迟迟未被发现。我们的报道也暂告一段落。

　　发生坍塌事故后42天的5月8日，周永权的遗体被发现了。42天之后，很多人似乎已经淡忘了这次事故，我们也已经恢复常规的采访，用笔去记录这个城市每天发生的点点滴滴的故事，每天试图去改变这个城市一点一滴。周永权遗体的被发现，又让我们重新梳理相关资料，采访家属，呈现了关于此次地铁十号线坍塌事故的最后一篇报道：家属们获得了20多万元到40万元不等的赔偿金，政府处理了相关责任人。

　　鲁迅说过，“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很多人，似乎也已经习惯遗忘。周永权的遗体被发现让我回想起4月2日晚，我跟同事王鹏的一番对话。那天，我们俩待在事故现场对面的车内值夜班，谈起这次坍塌事故，他说，他想写个手记。我说，是该写些硬新闻之外的文字。他在本子上写下了几百字的一篇手记，王鹏的文字很美，很煽情，可惜因为版面原因没有发，我也无法还原那些文字，但我对那篇文字的标题“城市的伤痕”印象深刻。

　　是啊，这次坍塌事故，夺走了6个生命，也给地铁施工造成很大难度。它，是这个城市的一处伤痕。农民工，是这个城市的主力建设者，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付出了很多代价，包括生命。我想，当地铁十号线苏州街站修成的那一天，人们从这里走过，是否会记得这6个留在这里的生命？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地铁站的某个位置立上一块牌子，哪怕很简陋也好，告诉后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事故，有6名农民兄弟在此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把生命都留在了这里，我们为什么还那么吝啬？

　　其实，这个城市的伤痕有很多，只是这处伤痕比较大而已。中国有伤痕的地方也很多，不仅限于城市，因矿难、塌方而失去的生命还少吗？

　　城市的伤痕，不应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它应成为我们的警示牌，它应比工地上悬挂的“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更重要、更醒目。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6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