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华集团总裁蔡冠深：回归十年政治没问题

　　1995年，38岁的蔡冠深从美国《财富》杂志上看到巨大的黑色封面标题：THE DEATH OF HONGKONG———香港已死。

　　随后他讶异地发现，几乎所有的香港报纸都在引用，同样的黑色大标题，同样的悲观。从18岁开始就继承父业的蔡冠深二十年来虽然始终顺风顺水，却也忍不住和所有选择留下迎接回归的香港人一般，感觉沉重。

　　六年后，由《财富》主办的第七届财富全球论坛在香港召开，当年妄下结论的《财富》编委会编辑LOUISKRAAR被问及此时对香港有何判断，LOUISKRAAR有些尴尬地回答：“so far so good”(还算不错)。

　　又是六年后，生意版图甚至扩张到全球多个地区的蔡冠深，在自己位于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的办公室内对本报记者说，现在的香港，当然不仅仅是“还算不错”。

　　-人物坊

　　蔡冠深

　　1957年出生的新华集团总裁蔡冠深的名片“内容”格外丰富，除担任旗下新华海产集团、科技集团等六大板块的主席之外，还列有近三十个社会公职。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作为“海产大王”蔡继有的法定继承人，蔡冠深25岁便开始独掌帅印，成为新华集团第二代掌门人，蔡冠深迅速把家族业务向地产、金融、高科技、传媒和基建等方面拓展，身家逾百亿港元。但除去集团的金融业务旗舰———汇富集团于2000年9月15日在香港主板上市外，其他资产均较为隐秘。在香港，蔡冠深被称为“隐形富豪”。

　　●那个时候香港经济处在一个动荡期，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对香港的长期稳定充满信心，但我始终认为嘴巴讲信心是没有用的，要看你怎么做。

　　●我知道现在内地喜欢说香港和上海的竞争，好像一个飞机两个引擎，互相良性竞争是对的，但关键还是互补。

　　●以前我们都说拼搏精神，但是现在我的看法是香港赖以生存的是诚信的价值观。我经常给自己的下属说，不要说拼搏了，内地商人比你强，手机24小时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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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地价大跌，花730万港元屯门拿地

　　新京报：听说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主权回归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香港地价大跌，你在那个时候以730万港元的极低价格投标夺得屯门一块80000平方尺的土地？

　　蔡冠深：那个时候香港经济处在一个动荡期，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对香港的长期稳定充满信心，但是我始终认为嘴巴讲信心是没有用的，要看你怎么做。当时公司里很多员工都转到国外去，但是就我自己而言，如果没有信心，1984年我就不会买这块地。这块地后来建了一个一万吨的冷库，别人是把资金调走，我们还在继续投钱，当然这个价格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涨了大概几十倍，如果开发成房地产就更不得了。这个决策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对回归感情深厚的一个原因吧。

　　新京报：那个时候到处都在说“香港已死”，作为一个商人是什么感受？

　　蔡冠深：看到所有的报刊都在引用这样的大标题，当然感觉很灰色，有点疑惑为什么外国人要这样悲观？但是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自己感觉香港还是一块宝地，还是充满信心的。

　　新京报：你的信心来自哪里？

　　蔡冠深：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就回去做补偿贸易了，然后是后来的三来一补，我全部都参加了，祖国的变化我看得太清楚。

　　我是中山人，1975年第一次陪祖母回中山，因为据说那个时候内地什么都缺，我穿了9条裤子，回去全部留下送给堂兄弟，然后穿短裤拖鞋回香港。

　　那个时候去一次中山一大早就要坐船到澳门，然后再坐车上去，回到家要晚上十二点。现在一个多小时就回去了，而且都是我的堂兄弟们请我吃饭。

　　一直看到并且亲身体验祖国的变化，我当然充满信心。

　　新京报：现在回头再看“香港已死”是什么感觉？

　　蔡冠深：我后来想过，那个时候大家不看好香港的原因，其实是不看好一国两制。但是现在再来看，你会发现政治上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反而是当时大家都看好的香港经济，十年里遇到很多波动。

　　新京报：十年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蔡冠深：十年前担心的是政治层面，觉得一国两制不一定成功，但是十年之后反而倒过来了，政治没问题，经济有问题。从老百姓到官员都开始“北望神州”，“一国两制”是成功的，十年的感觉就是老百姓和官员都是主动希望和内地融在一起。

　　新京报：十年来香港发生的哪件事情给你最深印象？

　　蔡冠深：SARS事件，对社会是一种巨大冲击，那种打仗一样的场面是很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但是它也显示出香港人无私奉献的一面，以前香港人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很现实的，如果不是这个事件，大家可能也意识不到自己有这个能量。

　　香港已恢复活力，不怕红筹企业回归A股

　　新京报：金融危机的时候你个人损失了多少？

　　蔡冠深：你知道1997年之前香港的楼市股市都很好，我也在一直买楼，但是金融风暴很快来了，从泰铢开始，很快波及到了香港。新华集团的损失没有认真统计过，但是所有资产都在缩水是肯定的，从

股票到楼盘，我看缩水起码三成到五成。

　　新京报：据说在香港富豪里面，你的损失是比较小的？

　　蔡冠深：当同业隔夜钱拆借利率涨到100多厘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变卖资产，这个不是信心的问题，是商业经济的问题。当人家还没有感觉资产会继续贬值的时候，我就给别人说，严冬刚刚开始，后来事实证明是对的，

房价一直到2003年才跌到底。

　　新京报：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教授之前拿出一组数据，证明香港经济复苏速度是东南亚最慢的地区，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比1997年上升了六成，但是香港只是恢复了1997年的水平。

　　蔡冠深：过去二十年香港之所以会那么成功，受惠于祖国的改革开放，但是也牵制于祖国的改革开放，香港地方太过狭小，我们的优势是国际资源，国际人才，法治制度。金融风暴之后，存在一个竞争力的问题，香港的楼价这么贵，人力这么贵，怎么和内地去竞争？所以很多去香港的投资都投入到内地去了，有一段时间大家喜欢说香港“空洞化”。

　　新京报：去年香港股市集资额非常理想，但是这依赖于内地企业大量赴港上市，现在

证监会已经在研究境外红筹企业回归国内A股市场的方案，这是否会对香港造成一定冲击？

　　蔡冠深：这个问题我感觉也不用太担心，因为香港已经基本恢复了活力，国际金融中心和基础设施的优势是很难替代的。除非国家已经全面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外汇没有管制，现在我在香港一个电话可以调出一千万美元甚至一亿美元，在内地可以吗？在内地要外汇管理局批准，除非国内的金融法规平台与国际全部接轨，否则香港仍然有优势，但是这些短期内都不可能出现。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香港依然是中国和世界沟通的跳板？

　　蔡冠深：说平台更恰当。现在说的“引进来”和“走出去”都要考虑香港，有日本朋友就给我说，在内地投了五十几个项目，三十几个都亏本，但是和我们合作的效益都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国情，香港法制也健全。

　　比如印度直接到大陆去投资，法律的问题怎么解决？现在都是我们在香港按照本地法律签订合同，一起去内地投资，有问题可以在香港诉讼，效果非常好，内地的企业出去也是同样的模式。

　　高地价政策，我既是受惠者也是受害者

　　新京报：我们知道香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靠卖地，有人认为这造成工商业成本增加，挫伤了香港的竞争力？

　　蔡冠深：高地价政策，我这样的商人既是一个受惠者，也是一个受害者。从房地产来看，涨价当然是好事，但是其它的行业，零售餐饮、酒楼本来做得挺好，一下子就加租，利润大受影响。但是金融中心是避免不了地价高企的，世界最贵的地价在哪里，纽约，伦敦，东京，香港，都是一个概念。所以存在一个分工的问题，我们去和内地或者其它发展中的国家地区竞争地便宜，人便宜，永远都争不过，香港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在人才和制度，应该走伦敦和纽约的这条路。

　　新京报：地价这么高，现在香港普通住宅的价格也只恢复到了1997年的六成，说明普通市民还是不能承担。

　　蔡冠深：香港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我是同意的，从社会来说怎么平衡各个阶层的问题，这个肯定是政府来做。目前豪宅的价格涨过了1997年，但是一般住宅还没有恢复，说明一般老百姓的收入的确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你看九龙半岛太靠近深圳，现在很多人去福田住了，每天都有数千名学生回香港来读书，这么多人过去，楼价就上不来了。

　　新京报：内地企业补充香港经济的一些空间，对你们是好事还是坏事？

　　蔡冠深：这个很难衡量。你看香港现在也有国美电器，旺角也有小肥羊。关键看你怎样区分什么叫香港人香港企业，今天我们说小肥羊是内地企业，可能做几年就变成本地企业了，所以这是一个融合的过程。

　　新京报：所以单纯谈竞争是没有意义的。

　　蔡冠深：我知道现在内地喜欢说香港和上海的竞争，好像一个飞机两个引擎，互相良性竞争是对的，但关键还是互补。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好或者不好，而是一个慢慢的融合，寻找一个平衡点的过程，香港肯定要内地化，内地也会香港化，也许以后香港人去深圳住，就和广州人去东莞住一样，这是市场经济的作用，不是任何行政命令。

　　与内地接触，学会词语“创新体系”

　　新京报：1998年10月董建华发表施政报告，强调香港要推行资讯高科技，以高科技作为香港经济的启动器，新华集团也从此大举进入高科技行业，这是不是以后香港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蔡冠深：我一直和内地科技界关系密切，1998年的时候我成为中科院的经济顾问，他们说希望我不光是捐钱，也可以为科技产业化做点贡献。当时和内地科学家的接触，我听到一个词语叫创新体系，在香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香港当时只看好金融和房地产，根本没人谈这个。

　　新京报：有人说香港富豪前十名都是地产商人，这是不正常的。

　　蔡冠深：我们知道香港以前和母体是离开的，所以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环境内我们也只能发展金融和房地产，现在也在谈知识经济，产业创新，这是回归增加了香港的视野，所以我经常说，这十年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福气。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香港精神？

　　蔡冠深：以前我们都说拼搏精神，但是现在我的看法是香港赖以生存的是诚信的价值观。我经常给自己的下属说，不要说拼搏了，内地商人比你强，手机24小时开机。

　　新京报：你给10年来香港的发展打多少分？

　　蔡冠深：分数很难打，我也不想评论，很多都是客观环境的影响，打分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不公平。10年来香港的发展有成绩，也有教训。在经济方面，给我们的教训是，泡沫是会破裂的，不断自强才是出路。对整体社会而言，经济发展不是全部，个人操守、家庭伦理等价值观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