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产到负资产再到中产的人生变奏

　　记者 王卓

　　黄先生现在是香港《南华早报》在大陆的首席代表，他是2004年前来到北京的，在来大陆工作之前他是一个负资产者，在2007年他重返中产阶级行列，回到香港买了他第二套住房。

　　黄先生说，恐怕马克思也没有想到社会上会出现一个阶级，叫“负资产阶级”，而黄先生亲身经历了香港十年中他在中产阶级和负资产阶级之间角色转换的悲喜人生。

　　香港的中产阶级基本上会把钱投在楼市和股市上面，一个拥有1000万资产的中产阶级，会将其中500万花在楼市上，300万花在股市上，另外再买200万的外汇和基金。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冲击了楼市和股市，从而对整个中产阶级构成了毁灭性打击。

　　黄先生一直都在新闻界，在一份英文报纸做了十几年的主编，对经济形势是了解的。但是他苦笑着说“股市没有专家，楼市也没有专家”。李嘉诚在那个时候也犯错误，股市在高位的时候他也买，市场已经疯狂了的时候，没有冷静的人。香港不景气的时候，李嘉诚的财富也缩水了很多，他在全球富豪榜上跌落了几百位。

　　黄先生回忆香港股市从1997年最高点的18000点，跌到2003年SARS时候的6000多点，而楼市跌得更惨，最高的时候跌70%。当时黄先生手里的

股票，除去卖出的一二线股票，手里剩下的三四线股票，从开始的一块钱一股变成了一分钱一股，留下来的这几百万股票缩水了99%。看惯了香港股市的黄先生对大陆的股市很乐观，他说大陆还没有出现这种一分钱一股的股票呢。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黄先生影响非常大，但是他更怕的是这之后带来的连锁反应。当时变成负资产阶级之后，黄先生还想，就算股市的钱缩水没有关系，就放到那里不动，等着股市复苏，500万的股市跌成50万，我也跌得起，把钱放在那里等他回来。负资产也没有关系，反正房子要住，只要有工作，就每个月还给银行钱，最后留下了房子，我楼还是照住，只要还供得起。只是每个月五六万块钱供楼，压力非常大。

　　可是在2003年SARS来的时候，黄先生的工作也没有了，由于长达7年整个香港的经济衰退，导致香港的失业率达到历史上最高点8%，而在以往这个数字是3%。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企业都纷纷裁员，黄先生当时就职的公司星岛报业集团，也是一个百年企业，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企业必须要收缩，要活下去。这个时候公司养不起太多资深的人，黄先生因为薪水太高在2003年失掉了工作，整整一年的时间，家里的生活就靠太太的收入维持着，而原来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是黄先生。

　　香港人的习惯是搞很多组织，据黄先生统计，光是癌症方面的民间组织在香港就有200多个，而当时负资产人群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变成负资产阶级的人就组成了负资产大联盟。这些人连续五六年都组织游行，最大规模的2004年有五十多万人参加游行。

　　1997年到2003年，香港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历程，这3年才开始复苏。2004年黄先生到了内地工作，之后的生活也渐渐好起来。在往返深圳、香港的过程中，他发现深圳的

房价涨到2万块一平方米，而香港的房价是5万块一平方米，而他在内地拿着内地工资十倍的薪水，这种比较让他拿出积蓄买了第二套房子。当他凑够30%的首付的时候，他“上车”了，他说上车是香港比较通行的一个词汇，因为房价的总体趋势还是上升的，尽管有阶段性的下跌，但是大家在凑够首付之后都还是赶紧“上车”。

　　而黄先生能够“上车”还得益于在2003年的时候，他预见到了香港股市的触底反弹，把所有能够调动的钱都投资到了股市上，到今年他在股市上赚到了钱，甚至拿回了当年在股市上的损失。

　　黄先生认为自己和香港这十年经历了一个“V”字形的曲线，亚洲金融风暴、互联网泡沫和SARS导致了香港的下行线，在2003年SARS暴发的时候，他和香港的生活跌入了谷底，而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的好转带动了

香港经济的复苏。黄先生这个负资产阶级又重新变成了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