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警方称黑砖窑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已存在

　　本报记者吕剑波 徐逸鹏 姜燕综合报道

　　这是一条罪恶的利益链，从人贩子到包工头，从黑砖窑窑主到执法部门……面对一张张有意无意编织成的保护网，人们不禁要问，是谁纵容了这样的罪恶？又是谁保护了滴着血泪的利益链？！

　　昨天，本报报道了山西黑砖窑事件(见昨日本报A112版中国新闻)，引起读者强烈反响。许多读者质疑，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如何能够在当地存在数年之久？今天上午，本报记者连线河南电视台和山西晚报同行，关注这一事件背后的利益链条。

　　目前已成功解救379人

　　此事曝光后，当地警方已经展开解救行动。目前，河南、山西已解救被强制劳动的农民工和未成年人共379人。

　　但洪洞县对黑砖窑事件的处理，始终难以让人信服。6月13日召开的处理工作汇报会上透露，被解救的31名农民工中只有7名有具体下落，大多数人失去了联系，8名痴呆者更是不知去向。目前，地方政府掌握的农民工资料存在诸多错误，使得工作难以展开，“想补发工资也找不见人”，这明显是洪洞县的“一道硬伤”。

　　调查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当地几个执法部门居然把善后工作“放心”地交给了黑砖窑所在地——曹生村的村干部处理。村干部把包括8名痴呆者在内的31名外省农民工送到了洪洞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8名痴呆者竟由“民工中的老乡带回原籍”。

　　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重责该案背后一个“核心人物”——黑砖窑老板王斌斌的父亲、曹生村党支部书记王东己。“儿子的黑砖场是什么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看他连一个普通党员的资格都不够”，“这是严重的违法违纪”。

　　十六七岁的孩子成“猎物”

　　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有很多未成年人被贩卖到黑砖窑做苦工。其实，贩卖未成年人到山西做苦力，十几年前就发生过，但多为个案。近年来，贩人的迅速网络化、规模化令人吃惊。那些十六七岁、具备一定劳动能力、又易于被威吓控制的孩子，越来越多地成为人贩子的“猎物”。

　　起点从人贩子和黑中介开始，他们多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地搜寻目标。遇到合适对象后，往往谎称“介绍高薪工作”等，将孩子诱骗至临近的出租屋。有的人贩子甚至以绑架方式掳掠孩子。被解救回来的赵海洋，是在清晨6时多在大街上被人贩子以帮助搬箱子为名，硬塞进面包车的。

　　经一名获解救的孩子指认，人们在郑州火车站附近看到这样一间出租屋——独立的二层小楼，一铁制楼梯通上层，四周窗户都被砖块封闭。房子位于老城墙内侧外乡人混居处，治安条件差。

　　一旦进入窑厂，窑主会扣留孩子的行李、证件，并重新起名，应付人口登记和家长的追寻。在人贩子和窑主之间，还有着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包工头。每隔一段时间或适逢有关部门检查，他们承担孩子的转移任务。多名孩子回忆，包工头一个电话，他们就会被押送转运到其他窑厂。

　　未成年黑工只卖四五百元

　　人贩子介绍一个未成年黑工，可得介绍费400—500元。据被解救少年刘乙峰回忆，他亲眼看见窑主点钞票给人贩子。

　　但这只是利益链条中最不起眼的一环，更大的罪恶利益存在于窑主和包工头之间。

　　在山西，粘土很多。大部分黑砖窑的窑主为当地人，他们利用本地资源负责应付各种检查，将窑厂承包给外地的包工头，包工头再雇人生产。

　　洪洞县黑砖窑的情况就是这样。窑主为村支书的儿子，因其关系，这个窑厂手续全无，却能照常生产。生产承包给了河南人衡庭汉，每出1万块砖，窑主付给衡360元。而现在每1万块砖的市场价为2000—3000元。

　　作为利益链的下端，包工头必然要克扣工人工资，或寻找更低廉实用的劳力。易于控制的成年残障人及未成年人，因此成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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