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牛棚艺术村：越界精神

　　记者 李军

　　商业与前卫，精英与大众，

　　专业与业余，入世与出世，

　　愤怒青年与社会中坚，并没有界限。

　　最重要的，是担当。

　　1995年，胡恩威27岁，决定参加市政议员选举。“因为我的专业是建筑，后来发现在香港做建筑，永远只是盖房子，不能发展设计理念，而这些都是政治的结果，所以法律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虽然高票落选，但选举过程中，一向在中产阶级家庭成长、高中就被送往伦敦读书的他有了极深的文化震撼，“每天早上六点就身披彩带开始在地铁站发传单，十点去学校、菜市场拜票和人握手，晚上再挨家挨户敲门拜访，真正看到了香港的底层生活。”胡恩威这才发现：“一个一辈子住在中环半山腰高级住宅区里的精英或高官，永远不会知道香港人是如何生活的。”

　　政治没有成为他的舞台，但他拥有另一个。1980年代，尚在大学建筑系的他即加入了香港最具代表性的“进念二十面体”，以戏剧来探索多元文化的可能性。香港回归后，他的舞台的地理位置，自油街到牛棚，以及艺术中心。

　　牛棚艺术村缘起于北角油街艺术村的消逝。当油街被政府以都市重建为由收回后，经过艺术团体争取，政府把抛荒的“牛棚”——从前是统一屠宰牛羊的“动物检疫站”和“屠房”——重新修葺，分租给十几家艺术团体、个人和非营利机构，包括“进念二十面体”主持的牛棚书院。

　　香港艺术节局的艺术援助经理钟小梅说：“牛棚对于香港艺术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因为香港的文化艺术场所大多由政府管理，另外两家艺术中心和艺穗会由统一的机构管理，而只有牛棚，管理权是分散的，可以包容更多元的尝试，像一个村落。”

　　“如今的香港，所有人都只在做一种事情——挣钱。建筑、设计、唱歌、电影、服装……都只有一种。而一座伟大的城市不是这样的。”因此，胡恩威永远在说，“怎么可以？！”他的一切行动都从“怎么可以”出发：写评论批评香港建筑与市政规划，组建牛棚书院，做实验话剧，参与筹建“牛棚书展”……总之，寻找更多可能。

　　胡恩威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愤怒青年，正如梁文道被看成左派。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可能是同样良好的出身背景、同样的圆框黑边眼镜、同样少年天才的形象——后者高中就开始在报纸上写评论；还有，同样是牛棚书院创建者，先后是《E+E》杂志编辑。E的意思，可能是“教育education”，也可能是“娱乐entertainment”、“赋权Enpowerment”、“丰富enrichment”和“启蒙Enlightenment”。《E+E》的特色，是希望发展出一个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发挥批判精神的空间。

　　从2001年到2003年，牛棚书院的讲座对所有人开放，讲者既有教授、作家、影评人，也有京昆名角。本着“知识下乡”的精神，书院也重新定义了知识本身：请了从不可能登上讲台的街头小贩，讲述他们眼中与众不同的“香港地图”：哪里客流最好，哪里躲“扫街”最快，怎样的小贩车最经济实用……他们还会研究流动小贩在经济上起什么作用，跟本土社区之间的经济交易规模有多大。

　　2003年，梁文道由小众而大众，进入商业电台。从此，《E+E》由胡恩威担纲。

　　离开牛棚的日子里，梁文道制作了《光明顶》、《薇言大志》等节目，希望可以表达一种有知识、有态度的文化传媒视野，他也越来越有名。然而，2004年5月“封咪”风暴之后，他重新回来。他说：“我是一个业余的人。”“香港是一个专业主义的社会。但是，业余是一种最有批判性的状态，因为在规训之外。一个社会，只有业余的力量够强大，专业的发展才会有动力。譬如，维也纳成为古典音乐的首都，不是因为它有最好的音乐家，而是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听众。”

　　这些年，作为“进念二十面体”的创作及节目总监，胡恩威导演的话剧，从《万历十五年》、《半生缘》到政治讽刺系列《东宫西宫》，在中国一再公演。作为建筑师，他也有了获奖的公共建筑作品。经过民间跟政府数年抗争，“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也终于“重新检讨”，而在重新检讨委任的咨询小组成员中，胡恩威榜上有名。他如此解释他的《万历十五年》：“其实明朝社会很像如今的香港，经济很发达，但是精英阶层有很多问题，精英阶层都找理由逃避，不担当做事的责任……”

　　十几年后，这两位民间

　　最近胡恩威在自己的BLOG“好风如水”上回忆“我的十年”，文章如此结束：“我悲观但我不会消极，我也不要成为一个犬儒分子。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人。我没有这种看透世情的造化。我的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四十年，也是要活着清酲，活着积极。努力创作努力生活，面对世界的终结或者是新世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