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弱点是“公关” 曾荫权则要“死而后已”

　　1937年生于上海，1947年定居香港，为一代船王董浩云之子，早年求学英国利物浦大学，返港后专心打理家族企业——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对香港行政局进行重大改组，董建华被任命为香港行政局议员，他由此正式步入政坛。

　　1996年12月，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并于1997年7月1日就职。2002年2月，他当选连任香港第二任特首，同年7月1日就职。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在香港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特首职务。现在，他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不擅公关简直就是灾难

　　至于董建华，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所说，“在三个‘P’里，‘政策’(policy)、‘政治’(politics)和‘公关’(publicity)，我最弱的就是‘公关’。”在可以当影帝的彭定康之后登场，不擅公关简直就是灾难。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董建华给人的印象并不坏，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好。还记得那年他刚获选为行政长官，随即流利地以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发表感想，与记者交谈也是那么地自信、自如。很多人看了都相当感动，几十年来，香港人何曾见过这个城市的领导人是能说普通话甚至用粤语公开发言的呢？我们果然是到了“港人治港”的时代了。

　　董建华一向予人温厚内敛的形象，虽然在英国念大学，也不见得对中国典籍和传统文化有多深的素养。但香港人都知道他是船王董浩云的公子，究竟是有家底的人，见惯大场面，教养上乘，所以有人觉得他颇有中国儒商之风。

　　一九九七年前，香港人自信满满，甚至到了膨胀的地步。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城市是个单纯的经济城市，一条心想的就是发财(好听点的说法是“坚定繁荣”)。同时我们又以为这地方遍地机会，满是黄金，只要你肯努力再加上点运气，不会不成功。所以李嘉诚是所有人的英雄，他白手起家，终成巨富，实在为香港人立下了好榜样。

　　崇拜商人，使港人甚至中央都以为一个商人既然能成功致富，搞大一盘生意，那么他一定也能管好香港。因为香港就是一间大公司，谋求利润就是它最大也是唯一的目标。董建华的经商之路有起有落，可他毕竟出自豪门，旗下企业也算有声有色，管理一个城市应该出不了大错吧？

　　可是，一个城市和一家财团到底是不同的。彼时才刚开始经历衰退的香港已经丧失崇尚富商的心，怀疑官商勾结的人却越来越多。大家都很迷惑，一介商人可以不偏不私地统领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吗？董建华这时最应该做的，就是以更公开、更透明的现代政治技巧时刻回应民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不过，他给人的感觉却是沉默而内向，似乎反对的声音越大，他就越往内缩。莫非他以为只要自己一心为了大家好，大家迟早就会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吗？统领家族企业，老板可以关起门来英明决策，下属纵有百般不愿也不得不服。然而治理整个社会，你怎能不时刻面向公众，用上各种沟通技巧说服对手笼络人心呢？

　　2003年听到港人上街高呼“董建华下台”，坐在官邸里看着电视机的董建华一定很不好受。换作一个老练的政客(例如彭定康)，一定会勉为其难故作镇定地在第一时间走出来。不论是含蓄的让步检讨还是逆流而上显示果决勇气，总之是要迅速回应。可是连续几天的上午，只见他匆匆走进办公室，对着蜂拥的记者挥手说早，然后不置一词地消失。这组向全港市民道早安的连续镜头，很不幸地成了香港人对他的印象总结。

　　曾荫权

　　1944年生于香港，1964年香港华仁书院预科毕业，198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学位，1967年加入港英政府，先后出任多个重要职位，工作范围主要涉及财政、贸易等。1997年7月1日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位财政司司长。2001年5月任政务司司长。2005年3月12日董建华辞去特首职务之后，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以政务司司长身份出任署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007年3月25日，在香港特区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中胜出，当选特首。

　　特首也不外是打分工

　　比起董建华，爵士曾荫权的普通话差得太多。比起董建华，曾荫权会双手插着裤袋吹着口哨走进政府总部，显得不够庄重。比起董建华，曾荫权说不出那么多的宏大理念，似乎没有什么长远的愿景。难怪许多在内地干传媒的朋友都不解：为什么他的民望会那么高？

　　曾荫权竞选连任的口号是“我会做好这份工”；真是叫大家傻了眼，这就是一个特首候选人的信念吗？打好一份工？于是一时间拿这句口号取乐的段子纷纷出炉，例如，一个钻地工人说，“我会钻好这个洞”；一个打

麻将的师奶说，“我会打好这只东”；甚至一个妓女说，“我会…….”。真是全港上下不分贵贱人人敬业。

　　接下来就更妙了。曾荫权胜出之后上京接受任命，温家宝总理一贯的语重心长，叫曾荫权要“死而后已”。画面上只见他一脸严肃地嗫嚅着。第三天轮到胡锦涛主席接见他，大家都想知道昨天才知道特首之任任重道远、必须死而后已的曾荫权会说些什么。不料他一开口就向主席报告：“我会做好这份工”，香港人看得都乐了。记得当时很多市民都说：“其实煲呔曾没说错，特首也不外是打分工。”

　　曾荫权的对手梁家杰批评他把从政看做打工，毫无理念。可香港人吃的就是这一套，我们从来不好空谈，没有比“打好这份工”更实际的做人态度了。不要小看打工，用心打工就是专业伦理，一旦专业起来那可是真能置生死于度外的。“非典”期间，香港的威尔斯亲王医院几乎沦陷，不知垮下了多少医生护士，但还是有更多的医护人员告别家人前仆后继地冲向前排队上阵。他们可有喊过任何动听的口号吗？没有，他们只不过是“打好这份工”罢了。

　　所以曾荫权虽然没有董建华的老好人形象，也学不会彭定康的八面玲珑(你不觉得曾荫权的笑容总是有点僵吗？)但一般香港人对他的感觉还是挺亲切的，那是因为他和我们都很像。

公务员向来是香港政府的砥柱，他们不只要执行政策，也要制定政策。尤其高官干的虽是政治家的事业，却一直要把自己隐藏在公务员那呆板的面目底下。做了几十年公务员的曾荫权把特首的重任当作打工，不足为奇，但他现在却要站出来面对市民，展露自己的性格。

　　结果我们发现他和很多高级打工仔一样，升了职加了薪就要好好奖励自己，他奖励自己的办法就是每逢升官就买一枚劳力士手表。在专业表迷的眼中，这个习惯实在老土俗气；但有多少四五十岁的香港人不把劳力士当成人间至宝？不把它当做事业有成的象征呢？我们也都记得，北京

申奥成功，曾荫权也十分亢奋，他居然说：“今次香港想穷都难啰！”

　　我的老朋友、香港著名政论家蔡子强说得好：“曾荫权是典型的香港仔，难怪他的民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