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期待规范的宪政社会

　　苏小和 撰文

　　插图 李峰

　　《大败局Ⅱ》

　　吴晓波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4月第1版

　　定价：29.00元

　　守住商业底线

　　今天4月的一天，我在西湖边的某个客栈里听吴晓波说：看来民主与自由的底线我们是守不住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住商业的底线。这样的表述于我显然是心有戚戚。我所理解的商业底线，应该是在一个功利、浮躁的物质时代，始终保持适当的独立写作立场，即使在意识形态的某些领域我们可以视而不见，但在物质诱惑的面前，我们的商业文本要具有风骨，我们的文本要揭示出一个时代最起码的商业逻辑。如此看来，晓波的《大败局Ⅱ》，以及之前他那本持久畅销的《大败局》，就是这种守住了商业底线的作品。

　　这并非溢美之辞！而是我的切身体会。至少在《大败局Ⅱ》里，我发现晓波在罗列企业资料，陈述价值判断的时候，并没有仅仅陷在资料里，或者说仅仅陷在企业里，他的视野比某个单独的失败性企业要宽泛许多。一个显在的现实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完全细分的程度，各种资源并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来进行有序配置，有一些看得见的手在操纵着，这直接带来的影响便是我们的企业的不纯粹，既有产权制度意义上的不纯粹，也有企业方法上的不纯粹。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因果链，情绪激动的批判原因，与情绪激动的批判结果，都是不理性的。晓波的文章在这样的向度上建设起了一个合适的叙述尺度，他似乎很文弱地指出了某些制度性问题，又似乎很抒情地表达了对失败者的同情，他像一个在废墟里玩耍的孩子，不断地拣一些就要被人遗弃的碎片，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适当地擦拭，适当地恢复，大概拼凑了一些个已经消失的企业现象。这让各种渠道上的读者，都在他的书里找到了自己想找的东西。

　　正如晓波自己所言，在“专业上质疑”他已经没有意义，接下来的，只是角度问题、力度问题。根据我的了解，晓波似乎有大构想，这就是正在酝酿的“中国公司史”建设。如果说过去关于企业碎片式的叙述是晓波前一个写作时代的主体构想的话，那么这个看上去宏大复宏大的“中国公司史”课题，应该算是他下一个写作年代的主题吧。

　　仔细检索，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公司史”无疑是个学术空白地带，晓波由碎片式的写作试图发展到历史性写作，如果有所成，首先填补的，将是一个学术的空缺，其次，我们的企业，学校，乃至官员，都可以在历史的流变中开始看明白中国企业的命运。

　　以历史的视野看今天中国的企业

　　作为晓波的同行，这些年我一直督促自己站在历史的大视野里看待今天的中国企业。2002年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做过后发劣势的演讲，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学术事件。由于非学术的原因，这样有价值的演讲并没有被更多的普罗大众知道。杨先生曾经援引诺斯和温格尔的观点，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的法国则明显不同，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必然阻碍其技术的商业化。

　　杨先生认为，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也没有在如此高昂的工业化运动中诞生一批世界级企业。

　　对于我们而言，最醒目的案例应该是清朝的洋务运动。

　　历史证明，洋务运动中，中国曾经涌现了一批大型企业，但历史也同样记载了这些企业的烟消云散。原因似乎很简单，由于当时的清朝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导致这些所谓的企业一窝蜂地模仿西方企业技术，却狭隘地拒绝西方企业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历史课有意过滤了一些本质的史实，相当多的中国人对这样的历史似乎并不了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几乎成为当时政府最骄傲的政绩之一，很多乡镇企业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仅仅盯住技术、不着眼于制度建设的企业形式，被很多人赞美成伟大的“制度创新”。

　　感谢市场规律，那些曾经风光的乡镇企业，如今已经所存无几了，一批企业死亡，另一批企业被改组为民营企业，中国的企业制度建设总算有了一点微小的进步。

　　历史真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晓波写下的这些案例放在历史中，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得出一个浅显的道理：企业必须在一个常态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取得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当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如此局面下，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应该适当控制自己的发展速度，尽可能地不要与强势政府进行资源互换，适度保持企业的独立经营。在国家体制和社会道德对私人财产的尊重还没有达到普适标准的条件下，在没有形成完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只能依赖于企业家的谨慎经营。谨慎地经营，耐心地等待一个完全规范的宪政社会的来临，否则，极有可能死在路上。

　　我们希望中国企业的大败局到此为止，尤其是非经营、非技术性的企业失败到此为止。即便这是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梦想，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实现。我相信吴晓波也愿意成为如此梦想中的一员，愿意他未来的著作不再是《大败局》，而是《大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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