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丽泰坦诚回忆当年峥嵘岁月

　　范徐丽泰坦诚回忆当年峥嵘岁月———

　　范徐丽泰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

　　1945年生于上海，1949年随家迁居香港。1967年获香港大学理学士学位。1973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历任香港英皇集团总经理，家庭计划指导会副主席，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公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职。

　　香港回归前，曾任立法局议员、行政局议员。回归后，先后任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主席，香港特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立法会主席。

　　是第九届和第十届香港特区全国

　　记者：据我所知，您在1992年请辞过一次，后来1993年又复出了，有人说您亲中，当时您好像是受到了很多的压力？

　　范徐：1993年7月1日，当时因为中英之间没法达成共识，人大决定“另起炉灶”，做前期的预备工作。本来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委员会，应该是1996年内才成立。人大常委会提前两年成立了一个预备工作委员会，简称预委。他们就找我做委员，我当时考虑应不应该做，因为当时我已离开了政坛，如果我不做，我会很轻松。如果我去做的话，我亦很清楚一定被人家批评。从1983年到1992年，我是港英政府委任的议员，人们说：你是亲英的嘛。现在您去接受人大常委会，这个预委会的任命，那您不是亲中了吗？当时英国跟中国是闹得很不愉快，您就是从这一方走到那一方，这个叫“转?（意为转变方向）”，“转?”就是不好了，大家都想为什么你“转軚”呢？你一定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都是这么想，我亦明白人家会这样想。所以我当时很难决定，我是不是应该明哲保身，享受家庭生活。可是后来我想，如果这么闹得一塌糊涂，而我躲在一边，那我会后悔，我觉得我没有尽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香港人，在这关键时刻，你不挺身而出，将来情况越来越坏，我自己会觉得很后悔，所以想来想去，结果就进去了。我是很爱香港，我在这里长大、念书、成家立室，我觉得我对香港有一份感情，也有一份责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参与，就是要将香港人的一些担心、将香港人的一些想法，如实地反映给预委会的委员听。

　　记者：当时所预计的压力与实际上的压力有差距吗？当时预计到这样大的压力吗？

　　范徐：没有，当时预计到人家是批评我，可是我想不到是抹黑跟人身攻击，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骂，唯一的方法就是抹黑我，所以比我想象中要强烈。这个当然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当时去参加临时立法会选举，选上了还要做主席。临时立法会是港英的眼中钉，所以彭定康整天就在那里批评、讽刺、揶揄，其实他的目的是将我们贬低，等香港人对“临立会”完全没有信任的时候，“临立会”做的事情，香港人就不会接受。我作为临时立法会的主席，我有责任向群众解释我们的工作，而且亦要反驳彭定康等人的无理取闹。因此我的声誉就江河日下，被人家说是“变色龙”、“旧电池”，最后变成“香港江青”。（什么叫“旧电池”？）“旧电池”就是人家用完了，不再用了，有人又拿起来再用。就是说，英国政府不要你了，然后在这里再次被用，（这些形容词挺刻薄）是呀，当时“变色龙”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专利，“旧电池”是有人拿来骂其他人，因为有不少预委也在英国手下做过事的。可是能够为香港继续作出贡献，我觉得很有意义，中央能够用我们这一批人，也就可以看出中央的气度大，就是用人唯才。

　　记者：当时怎么应对外界的批评？

　　范徐：开头很积极作出解释，指根本不是这回事，我只是想为香港人做点事。后来发觉我讲得越多，有的人越是断章取义，更给他们加了点“子弹”，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不再去解释。我想到脑袋是在别人的头上，他的眼睛亦是在他的头上，他看见的东西是他戴了有色眼镜，你不能改变他，他的嘴又生在他的身上，他又是随便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能改变他的思想，你不能改变他手中写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我无法控制的。可是我有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这个人，我的言行举止，我讲话的清晰程度，这些我是可以改善的。所以慢慢学会讲话不用太多，到题就可以了。我讲得清清楚楚，讲少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第二个就是身体语言自己要改善，有些事情一听不对，面色就变了，我现在就学会不变；发火没用，解决不了问题。我可以控制的，我就尽量去改善，我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就由得它。

　　记者：那这种局面的转换大约用了多久？

　　范徐：这也有一个过程，有三五年吧。

　　范徐丽泰与本报记者王雷（左一）、许期卓（右一）合照 林桂炎摄

　　（Robby／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