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收费 卡拉难说OK

　　CCTV《新闻调查》6月18日播出《版权收费 卡拉难说OK》，以下是节目内容。

　　总制片人：梁建增

　　制片人：张 洁

　　编导：孙海南

　　摄像：王忠新 金光宇

　　录音：呼 和

　　解说：姚宇军

　　非线编辑：刘 涛

　　统筹：张海华

　　助编：邢 天 石力月

　　播出主管：杨明泽

　　责编：赵 华 宋 薇

　　制作主管：张步兵

　　合成：陈 越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

　　被采访人：

　　臧天朔 词曲作者·著名歌星

　　殷 芳 卡拉OK消费者

　　黄世球 广州市娱乐协会 会 长

　　张效坤 深圳罗湖区娱乐协会 秘书长

　　阎晓宏 国家版权局 副局长

　　周亚平 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屈景明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总干事

　　冯全甫 中国音像协会 新闻发言人

　　叶永金 深圳K歌王 董事长

　　唐广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 教 授

　　雷 军 金山软件公司 总 裁

　　王燕东 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 律 师

　　第一部分：

　　演播室：近两年，国家版权局出台了两个重要的举措，在卡拉OK业界引起很大震动，一个是为了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批准成立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另一个是2006年11月，发布关于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费标准公告，公告规定，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基本标准为每天12元版权使用费。这两项举措引起了广泛讨论，围绕版权收费，我们新闻调查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解说：去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2006年第一号公告。在公告中规定，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每天12元。然而，这则公告一经公布立刻引起广泛讨论。

　　臧天朔：我们国家真正开始有这个动作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大的胜利。

　　黄世球：版权费一定要交的，使用人家的东西要付费，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没有免费的午餐了。我们只不过是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你那个收费标准是怎么定出来的？

　　消费者：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他收了这个版权费。我们是担心会把那个版权费加注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就是说把价格提高啊。

　　解说：有些卡拉OK企业开始借机涨价。北京钱柜将中等包间的价格从原来每小时69元飙升到132元。深圳市罗湖区100多家卡拉OK企业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张效坤：如果没有一个集体管理，各个人都委托一个没有权利收费的组织去收费，这个社会将会乱套。

　　解说：为什么国家版权局的一则政务公告，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阎晓宏，国家版权局主管版权事务副局长。

　　阎晓宏：卡拉OK收费问题，是和我们这个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整体步伐和整体要求是相一致的。在中国，它是一个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就是说以前没有收费。

　　解说：36年前，一个叫井上大佑的日本人发明了卡拉OK，这是一种全新的娱乐方式，它将原来只能欣赏别人演出的普通人变成了表演者，因此卡拉OK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20年前卡拉OK登陆中国，生性内向的中国人立刻喜欢上了它，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卡拉OK最大的市场。但是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支持，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人，一直无法向卡拉OK业者收取版权使用费。加入WTO前夕，中国政府为了履行国际承诺和保护民族知识产权，重新修订了已经施行了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唐广良：在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之前，我们的《著作权法》上，在表演权这个问题上规定，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机械表演。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之后，把通过机械装置再现已经有的表演，也列为表演权的一项。这样就从法律上，就给了著作权人一个权利。就是当别人播放，他有权利的表演的时候，他也可以行使权利去制止了。

　　解说：通俗地说，在修订著作权法之前，卡拉OK企业一直在免费播放唱片公司和权利人的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法修订之后就必须付费播放，否则就会造成侵权。由此开始，权利人纷纷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阎晓宏：《著作权法》修订以后，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卡拉OK歌厅不断受到诉讼。

　　解说：2001年6月1日《著作权法》修订实施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卡拉OK企业，收到49家国内外唱片公司的律师函，要求这些卡拉OK企业停止侵权，但是均遭到拒绝。从2004年3月开始，49家唱片公司及其代理公司，针对国内大大小小近2万家卡拉OK企业进行版权诉讼，卡拉OK企业无一例外全部败诉。

　　阎晓宏：当时上海和广东为主，一些卡拉OK的行业，一些企业。当时他们是迫切希望有一个组织，来收取卡拉OK的使用费，尽快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通过集体管理组织来收费来免除这样打官司的被动局面。

　　解说：版权诉讼给卡拉OK业界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唱片公司和权利人也遭遇到维权难的局面。

　　臧天朔：比如说《朋友》这首歌吧，一到晚上八点半以后，人们吃完饭，酒过三旬，菜过五味，进卡拉OK厅了，肯定要唱这首歌。

　　记者：点唱率高对歌手来讲是好事啊。

　　臧天朔：是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双赢的事。

　　记者：到现在，您收到过卡拉OK交的版权费吗？

　　臧天朔：我没有收到过。

　　记者：那您有没有想过通过司法的渠道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臧天朔：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一家一家歌厅去告啊。你也不可能说全国各地去告，怎么告啊？

　　周亚平：这歌是在2004年的10月份开始火，然后到2005年年初的时候，基本上全国就开花了。

　　解说：周亚平，两只蝴蝶的制作人。

　　记者：那在这么火的时候，从你们制作公司来讲，收到过从卡拉OK厅所交纳的这样一些版权费用没有？

　　周亚平：没有啊，一分钱都没有。我们是做一个一个的权利人，我对我作为我这个权利人来说，我面对的是全国KTV的市场。你要是穷尽地去诉讼，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就是这种大量诉讼的话，也牵扯到诉讼成本，诉讼的时间。我们衡量了很多，最后觉得诉讼还是一个很不经济的事情。

　　阎晓宏：这种主张权利是比较零散的，很分散的。因为歌厅很多，一个一个打官司诉讼成本很高。实际上对权利人来讲，对使用者来讲，都是不利的；另外的话，这种诉讼也会加大司法部门很大的工作压力。如果都走诉讼途径，应该说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记者：那怎么理性妥善地，解决这样的局面呢？

　　阎晓宏：通过著作权的集体管理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说：世界上最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起源于法国，是歌剧《卡门》的作曲者比才倡导成立的，至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中国最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呢？

　　屈景明：两个要求，一个是国内立法了，一个就是加入国际公约了。加入国际公约，国际公约要求你必须建立起来集体管理组织，要不然，你的法律里边的承诺是一纸空文。

　　解说：屈景明所说的国内立法，就是1991年6月1日颁布施行的著作权法。

　　屈景明：集体管理机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法律地域内，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所有的音乐作者，都加入到一个团体来；比如说我们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把他们的权利授权给协会，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个协会，他们之间又相互授权。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全世界保护的网络。那么好，我们如果现在日本的一个歌厅，在唱中国的一首歌，那么就由日本的那个协会去管理这个作品，并收到使用费并转到这个协会来，由这个协会再向原始的著作权人分配。

　　解说：卡拉OK行业在经营活动中涉及到两类作品的著作权，它们分别是“音乐作品”和“音乐电视作品”，音乐作品包含词和曲，音乐电视作品实际上就是画面。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词曲部分的版权费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收取。

　　屈景明：我们从卡拉OK这方面收的钱，大概也就在300万以里。

　　记者：这个300万的数字和我们当时所预期的数字相比的话，有多大差距？

　　屈景明：没有预期，只有我们的覆盖面，我觉得我们的覆盖面只及当时的1%到2%。

　　记者：为什么会没有预期呢？你们既然代表权利人来收这笔钱。

　　屈景明：因为要考虑到协会的能力和社会环境；因为大多数歌厅卡拉OK歌厅他们操作，并不那么完全地依照法律操作。所以对于协会，这样一个组织吧，他的工作的一个方式方法，主要依靠协商，或者通过民事诉讼这样的方式。

　　解说：2005年12月23日，国家版权局批准设立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负责收取卡拉OK音乐电视作品的版权费。去年年初，为了便于管理，音乐著作权协会和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经协商，决定合并音乐和音乐电视两项权利，共同向卡拉OK业主收取版权费，去年7月19日两协会向国家版权局递交收费方案。去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也就是2006年1号公告。

　　第二部分

　　解说：国家版权局公告出台后，权利人和使用人，围绕着谁有权收取卡拉OK版权费，怎么收费，收多少费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黄世球：你那个收费标准是怎么定出来的？一个包间收12块钱，是怎么定的？为什么这么定？没有说清楚。

　　记者：国家版权局公告了卡拉OK新的收费标准之后，您听到过有质疑的声音吗？

　　阎晓宏：有。

　　记者：质疑的焦点是什么？

　　阎晓宏：一个是标准问题，使用者认为标准过高。我们主张国家版权局发布公告，讲的是12元是上限，在12元基础上根据情况，经营情况可以往下下移。这主要是权利人和卡拉OK的经营者，两个之间进行协商，协商来解决问题。

　　经营者1：如果目前商家谈出来的价格，你们不能接受。三方都不能让步的情况下，你们要通过法律诉讼程序解决？出于这样的情况我说我是没有办法来跟你进一步协调。

　　解说：由于卡拉OK版权收费是私权之间的交易，收多少或交多少合适，都是由权利人和卡拉OK业主之间商定，国家版权局只负责监管。为此我们走访了一些权利人和使用人。

　　记者：从经营者的角度来看，国家版权局所公告的12块钱上限这样一个标准。你们认为能够承受吗？或者认为合理吗？

　　经营者2：我们认为这个标准是不太切合实际。

　　记者：我做一个简单的调查，今天来了不少的经营业主。我想听一下，如果说你们从经营的角度来看，你们认为多少钱合适呢，每天每包房？

　　经营者3：两块到三块之间。第一个考虑到我们开房率的问题；第二个考虑到各方面的经营成本不断地上涨，各种税费，还有员工的工资，都是不断地上涨的。

　　记者：那您认为呢？如果您能接受的价格是多少？

　　经营者2：两块钱我认为可以接受。

　　记者：我们调查的过程中，有一些经营者说，一个包房一天应该一块到两块左右。

　　臧天朔：为什么呢？他怎么算的这账？大家就认为，人家这东西是最不值钱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知道他卖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装修得再，把这个壳，把这个帽子，衣服穿得再卖的不还是你的智慧和心灵嘛。

　　周亚平：一块两块给谁呀？那就是打发要饭的，卡拉OK这个行业，实际跟我们其他的音像发行的行业，本质上都一样，都是以内容来赢利的。我们卖唱片，听的是歌，不是买的塑料片。这塑料片值啥钱啊？我们为什么一张唱片卖好几十啊，因为那里头有知识产权，有著作权人的辛勤劳动，那里有歌，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会受到愉悦。

　　关耀文：我觉得12块偏高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收费合不合理的问题？比方说你那个店，这段时间经营好了，天天开，有七八成的开房率。如果你经营不好了，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开房率，那那个时候你怎么交这个费呢？

　　屈景明：如果说你把所有你的经营风险，都要纳到作者这儿来，你觉得合理吗？因为你的赢利，从来没有跟作者分享嘛。你为什么要把你经营的风险，也要放到作者这儿来呢？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解说：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卡拉OK收费涉及的问题千差万别，有包房空置率的问题，有地区差异的问题，有经营好坏的问题，有量贩式和夜总会经营方式不同的问题，林林总总。关键是，在这些显然是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各方争议的焦点是，出台的12元收费标准依据是什么？

　　记者：大概有没有一个测算，全国像这样卡拉OK的经营场所有多少家？

　　冯全甫：应该不低于十万吧。

　　记者：十万家，那如果按每家十间包房的话，那就是一百万间？

　　冯全甫：对。

　　记者：这个数字还是很庞大的。

　　冯全甫：很庞大。

　　记者：那针对这么大一个市场，然后你们要是制定这样一个版权收费的标准的话，怎么来制定呢？通过什么样一个合理的调查的依据？

　　冯全甫：根据我们抽样调查的数据，如果是实行的是12块钱，包房每天的标准，应该占一个卡拉OK经营场所的经营额，在百分之一左右吧。

　　记者：这是平均值还是？

　　冯全甫：当然是抽样了，就是平均值。

　　解说：采访过程中，卡拉OK经营者对版权费占营业额的比例又有另外的说法。

　　叶永金：百分之二三左右，应该是这样。

　　关耀文：12块钱一天，那就不是百分之一的问题了。有可能收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之间。

　　解说：权利人和经营者对卡拉OK收费标准的心理预期有较大差距，那么卡拉OK收费在其它国家和地区是怎么做的，它们的收费标准又是多少？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权利人组织，针对卡拉OK版权收费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我们只能通过这些组织在各自的网站上提供的数据进行估算。如果按照包房收取版权费，以人民币为单位，香港地区每年6.5万元，台湾地区每年约3.2万元，内地每年约0.4万元，日本每年约3万元。

　　解说：在香港地区，卡拉OK版权费约占营业额的20%，台湾地区约占7%，中国内地没有统一的说法，代表权利人的中国音像协会公布的数字是1%至2%，有些卡拉OK经营者认为是2%至6%不等，不过即便是6%也低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比例，况且6%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相关各方的认可。参照国外和港台地区的比例，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每天12元的包房费并不算高。

　　解说：对于国家版权局公布的12元标准，卡拉OK业主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深圳K歌王董事长叶永金是一位台商，他也是深圳罗湖区娱乐协会会长。

　　叶永金：我以我个人的话，我不认为过高。香港，台湾，日本这方面来比的话，应该是蛮合理的。你用人家的歌曲的话，你本来就是要交费的。我是认为是这样的。

　　记者：但是为什么其他的经营者，有那么多质疑的声音？

　　叶永金：质疑的声音，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收过版权费。可能他们的观念，还没有到那里吧。我们最关注的问题，还是歌曲的问题。

　　记者：歌曲？

　　叶永金：正版，要正版的。

　　解说：除了价格上的争议外，卡拉OK经营者还认为按包房收取版权费不合理。

　　黄世球：我们认为这样收取，不是很合理，很科学。因为卡拉OK经营单位的房间数跟实际使用数是两个概念。我们一直都主张用点击率来收费比较合理，对权利人也好，对经营者也好，都比较合理，也比较科学。

　　解说：这就是所谓的卡拉OK精确点击系统，它是由包房点歌电脑、VOD曲库和计次系统组成，顾客在包房点击歌曲名，VOD系统接到指令后播放歌曲，计次系统记录下歌曲的播放次数和时间。计次系统可以是硬件设备，也可以在VOD系统中加装计次软件。计次系统将记录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权利人或权利人组织那里。

　　记者：那么有没有设想过，另外一种的计费方式让它精确到计次，点击率，这样来收费？

　　冯全甫：在我们的工作在全国正式推广以来，我们也听到了一种声音。就是有一种，叫精确计次的收费方式。我觉得这个工程，首先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它需要财力，需要人力的支持，需要财力的支持，还需要跟所有的VOD厂商去进行沟通，进入到我们全国的卡拉OK的行业里面。会很缓慢，有可能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有可能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甚至有可能需要七到八年的时间。那么在现在的这种状态下面，我们所有的著作权人，已经不可能再等待这么长时间。

　　屈景明：这个点击率，而且是商家管理的，商家知道点了什么，怎么做，他可以做手脚。

　　记者：但任何一个操作系统，都可能有一个人为操作的空间？

　　黄世球：还没实践，那个问题是很难答复你的。

　　记者：但是既然没有实践，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为什么你就这么倾向于用那种方式来？

　　黄世球：所以我们主张的点击，点一首歌多少钱？点两首歌多少钱？对权利人也好，对经营者也好，有好处。我们是从这个出发点，来提出了一个意见。

　　解说：精确计次收费是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之一，由于精确计次投入巨大耗时长，权利人方觉得难以承受，而使用人方则坚持认为只有采取精确计次方式才最科学、最合理。

　　记者：当技术条件达到的时候，你认为这种精确计次的方式，可能会更合理是吗？

　　冯全甫：我想在国外，很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他们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依然采用了包房收费的方式为主，而没有采用精确计次的这种方式。我想也应该是有他们的道理，在全国范围内，精确计次的系统能够完善的话，我们也不排除用那种方式来收取。

　　第三部分

　　记者：那现在除了收费标准你们认为过高，收费方式之外，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张效坤：一个收费方式，一个价钱，一个就是目前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有质疑。

　　解说：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后，需完成在民政部的登记手续，登记完毕后才具备合法社团身份，目前正在履行登记程序。

　　黄世球：没有取得合法地位，你就开展活动，开展收费，显然都不大合法吧。等于小孩还没出生，你就问人家要红包，或者怎么比喻差不多，问人家要钱，那不行的。

　　解说：在2006年1号公告的最后一段中有这样的表述：在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没有完成社团登记程序之前，筹备组不得开展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收费活动。为保障音像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权利人已经委托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管理的权利，暂由中国音像协会代为行使。

　　记者：中国音像协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冯全甫：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已经成立了。

　　记者：从运营的宗旨上来讲，它主要是代表什么群体的利益？

　　冯全甫：它主要是代表著作权人，主要是代表著作权人。词曲作者，以及音乐电视作品的一些制作人。

　　阎晓宏：无论是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这个筹备单位；还是音像协会这个单位。这两个单位，它都不具备权利源的意义，它取得的权利是由权利人委托的，你从表面上来看，它是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筹备，转到了音像协会。那么实质上，这种转移是要取得权利人认可的。

　　解说：无论是哪个机构，要想收费，必须得到权利人的委托授权。

　　记者：现在整个协会，接受到的授权合同有多少？

　　冯全甫：这是我们授权合同的一部分，你可以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记者：这是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

　　冯全甫：对。

　　记者：是和各个唱片公司的权利人签的，唱片公司签署的，这是太禾麦田的？

　　冯全甫：对。

　　记者：那么涵盖了大概多少首歌曲？

　　冯全甫：涵盖的歌曲的数量就很多了，目前据我们的调查和了解，我们现在所签署的这些歌曲，还有音乐电视作品已经涵盖了在卡拉OK的排行榜中。前五千首的排行榜的95%以上，如果按一万首的数字来算，点击率的排行榜，我们已经覆盖到99%以上。

　　黄世球：如果说你是经过权利人的委托，你只能代表225个权利人，收取版权费，不能代表全部权利人来收取版权费。

　　记者：你迟早要交这笔费用，现在不交这个费用的话，会不会让权利人认为你们就是在拖延时间呢？

　　黄世球：搞好手续，办好你的那个合法身份。你来收，人家高高兴兴给你。

　　张效坤：现在商家是会学习啊，这个合不合法，这个版权怎么能够不交，再想想，交了钱他能不能交给权利人，也是他能拖就拖，能搞就搞。所以提出很多质疑，解开这些质疑我就交

　　其实他也在拖延时间。

　　阎晓宏：我们是这么一批权利人有代表性，我们向国家申请，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现在我们在备案登记上，遇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在没有备案登记完成之前，我们这些权利人的权利怎么主张呢？我们现在把这些权利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委托给音像协会来代为行使，经过国家版权局的认可，这是可以的。

　　冯全甫：依据国家版权局的一号公告，我们现在跟所有的歌厅所签署的合同，是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共同授权给我们每一个卡拉OK的经营场所去许可使用。是这样的一个合同，主体是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解说：国家版权局公告出台了半年多，民众围绕着公告也议论了半年多，议论将一个私权交易变成了社会热点。

　　殷芳：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他收了这个版权费。我们是担心会把版权费加注到我们消费者这边，就是把价格提高啊。

　　记者：怎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

　　殷芳：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担心这个，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是喜欢KTV，羊毛出在羊身上。

　　解说：卡拉OK业主缴纳版权费，他们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是正常的判断。然而有的时候，这种判断不一定准确，北京钱柜涨价后，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现在已经悄悄降低了价格，看来还是市场说了算。因为版权费，消费者担心卡拉OK是否会涨价，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争论不休，而作为版权行业的主管部门，国家版权局如何看待这样的争议呢？

　　阎晓宏：公众对版权管理部门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提出一些批评，我认为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另外从卡拉OK收费这件事，从发生到现在来讲应该说还是国家版权局，按照法律在进行。

　　唐广良：这是社会公众关注国家事务的表现，至于他关注的方式，他的语言，他的行为，是否合适？是否恰当？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就会促进相应的这种管理机关，在以后在下一步该做什么事的时候，会更加谨慎，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解说：为期半年多的大讨论，使得卡拉OK事件在客观上促进了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说了多年的知识产权概念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让公众熟知，从这个角度看，卡拉OK事件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四部分

　　解说：卡拉OK行业和其它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权利人创作出产品，使用者予以回报，这是维系产业链再循环的基本保证。

　　屈景明：大家要讲理，也就是说你那部分，获得多少利益，你心里清楚，你应该返给为你做出贡献的那些音乐家们，让他们生存下去，你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周亚平：交钱并不是一个坏事，我们唱片公司有钱了，我们会有更多的好歌，拿给你们。大家都在这个行业共荣共赢，这何乐而不为啊？如果说没有唱片公司不断拿新作品，那你这个行业不得越来越死，你怎么去繁荣啊？

　　解说：显然这是俱荣俱损的关系，权利人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收入，他们就不会再投入。唱片产业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记者：现在做一个唱片，百分之多少能够收回成本？

　　臧天朔：如果单靠唱片的话，收不回来。就是盗版，作为他们出版者来说，他们的投入跟他们的回报，全是反的，就是他投入一分钱都收不回来。你说这个产业等于就歇了，前一段在南京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曾经非常辉煌的音像公司，现在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就剩俩人了。

　　解说：由于盗版严重，唱片产业在中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其它以版权为核心的产业，金山公司WPS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金山公司的办公软件WPS的市场占有率曾一度高达95%，然而盗版使得金山公司没有了收益，在与美国微软的残酷竞争中，市场占有率逐渐萎缩。

　　雷军：很多人都问我说，假如没有盗版的话金山会怎么样？我想如果没有盗版的话，跟微软的那一仗我相信不会输得那么窝囊，也一定会越做越大的。

　　解说：金山和微软的较量，实际上就是国家之间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的较量。侵权和盗版危害的不仅仅是唱片业和软件业，它们已经危害了整个版权产业的发展。

　　臧天朔：我们的法律就不狠，其实盗版就是盗窃嘛。说白了，就是小偷，你大街上逮一小偷，你看他什么结果？什么下场？给他打得半死不说，还得给他扭送到公安机关，搬到文化非常浓厚的氛围里面，它的名词叫盗版和侵权，弄得词还挺好，但人还往那儿一坐，还有律师，最后结果还不如那小偷呢。

　　唐广良：如果我们还放任侵权盗版大量存在，就连我们可能最基本的一个生存条件，将来都很难维持。因为完全靠这种资源消耗型，完全靠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维持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我想这个时日已经不会很长了，但是知识智慧永远是没有底，没有界限的。

　　解说：正因如此，2005年中共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阎晓宏：那么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应该说来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创新型国家有一个指标，就是知识的贡献率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要达到70%以上。

　　解说：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和我们每一个人休戚相关。

　　阎晓宏：要尊重知识，要尊重版权，买盗版不是太好的一件事。另外一个呢，这个认识还应该转化成一种受道德约束的行为习惯。我现在感觉到，大家应该说还是知道，版权是应该保护的。但是是不是把这个认识，转化成一种道德习惯，这个可能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解说：2007年2月13日中国音像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云南昆明首批12家KTV企业签约缴纳卡拉OK版权费协议。随后签约工作陆续在江苏、山东、重庆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展。而广州签约的企业寥寥无几。

　　记者：广州市从现在还没有开始交纳这笔费用？

　　黄世球：没有。

　　记者：那如果说，按照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到版权费收取的过程中，如果还不交的话，他们采取一种强制的方式，你们怎么办？

　　黄世球：我相信著作权是私权，最好还是用互相探讨，互相讨论，互相研究，达到和谐来解决，是最好的办法。

　　记者：但是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时间很长的话，可能对很多权利人来讲，他们接受不了。他们会觉得，你们是故意在拖延时间，不想交这笔费用，可能会强制地来收取。

　　黄世球：强制，那看他是怎么强制法。

　　记者：那如果你不交，我就要删你的歌，我们在卡拉OK的歌曲要被删除。

　　黄世球：那你怎么删？你怎么删？你去一个一个卡拉OK厅来删，还是怎么？你怎么删？

　　记者：可以通过司法的渠道，或者通过其它的渠道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黄世球：行，司法渠道我们也有司法渠道，你收费主体谁来收费？

　　解说：据悉，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已经进入诉讼前的取证工作，开始为大面积维权诉讼做准备。

　　王燕东：权利人会依据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比如说诉前禁令，诉前的财产保全，诉前的证据保全，运用这些措施来加强诉讼的力度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解说：所谓诉前禁令、财产保全，通俗的讲就是起诉方担心对方继续侵权或将财产转移走，而向法院申请关闭对方经营场所，并冻结对方财产。

　　王燕东：我觉得这样的诉讼后果，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卡拉OK厅就是侵权的这些经营者。可能难以经营下去，这样的一个后果。

　　记者：现在权利人组织决定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会不会又回到了2003 、2004年我们起初担心的那样一个局面？

　　阎晓宏：对，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样对双方来讲，都会消耗很多的财力和物力，无论判罚的结果如何，我认为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演播室：围绕卡拉OK版权收费之争，实际上是一场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知识产权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进而转化为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日常观念和具体行为。拒绝盗版，尊重版权。体现的不仅是中国的进步，更是每个公民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