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年保持较低犯罪率

　　割破手指找阿sir

　　回归十年，香港保持了较低的犯罪率，香港警队深受赞许

　　1997-2007 香港点解

　　香港警队

　　香港警察没有特权，市民习惯于报警，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割破了手指、排队发生争抢等。所有的公务车，非执行公务，均不允许开回家。回归十年以来，香港保持了低犯罪率，警队工作深受广大香港市民的赞扬和嘉许。同时，针对两地往来中出现的跨境犯罪，两地警方密切协作，开展打击涉黑、涉毒、涉暴的行动，反偷渡、反走私也取得了明显成效。越来越多的香港警察开始学习普通话，来内地交流，以便在日后工作中能顺利同内地人交流。

　　“留下来是对的”

　　6月5日，高富士站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讲台上，激动不已，“当初决定留低系香港系好啱嘅！”他是香港警队的一名英籍警官。回归前，出于种种顾虑，他的很多同事选择离开，回到了英国，外籍警官也从3000多人减少至300多人。现如今，高富士已是一名总警司，担任边界警区指挥官。

　　这是回归之后，高富士第一次被公派来内地。作为第31期香港警察赴内地研修班的团长，他特意给内地师生上了一堂《香港警政》的课，介绍香港警队的有关情况。

　　1981年，高富士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很中意香港，考入香港警队，任“帮办”(相当于巡警中队中队长)一职，主要负责巡逻，下属约有50名警员。八年后升职“中帮办”，后又调入机动部队(类似特警队)。当时警队高层多为英国的外派人员，外籍警官有3000多人。而华人警察多为基层警员，很难进入管理层。成立于1844年的香港警队，直到1989年，才有首位华人担任首长，李君夏升任警务处处长。1997年前，不少人对香港的未来心存疑虑，外籍警官开始考虑是留在香港还是回英国，陆续提前退休或辞职。回归以后，香港警队内的外籍警官已为数不多，只剩300多人。外籍警官所留下的空缺多由本地华人升任，目前香港警队中的管理层绝大多数是华人。

　　1996年前后，高富士调入保安部下属的要员保护组，专门负责保护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1997年7月，香港将要举行隆重的迎接回归仪式，中央领导人也会前来出席。为此，高富士去了两三次北京，与中央有关部门商谈关于领导人保卫的一些细节问题。其间，他有机会了解到内地状况，也从中获悉了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态度、方针。也正是这个机会，让高富士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我知道香港没问题，就选择留了下来”。

　　外籍同事的减少，没给高富士工作和生活带来障碍，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香港的生活，何况彼此交流也都是用英语和粤语。回归后，高富士觉得工作的环境、体制几乎没有变化，只要认真工作同样得到尊重，没有华人和外籍警官之分。高富士优异的工作业绩，也得到了客观的评价，之后他荣升为总警司。在高富士及他的同事看来，外籍警官、香港的外籍人和华人有着一样的生活方式，与内地不一样，与英国本土也不相同，大家已经融为一体了。

　　不懂普通话错抓内地人

　　这次授课，高富士最遗憾的是没能用普通话，只能用英语。他表示将努力学习普通话，以便日后更好地与内地交流。普通话，对于香港警队来说，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2002年12月18日，70岁的内地居民李崇持双程证到香港探亲，住在女儿在屯门的寓所。他患有老人痴呆症，2003年1月10日出门就迷路了。警察发现后试图与老人沟通，可听不懂李崇讲的话，见李崇身上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又不能解释其身份，就把他当作非法入境者，遣送回了内地。事件发生后，香港警方立即与内地有关部门联系，将已遣返湖南老家的李崇接回香港，同时两位警务处副处长多次通过媒体向李崇的家人致歉。这个事件，让时任香港警务处副处长李明逵体会到，目前内地访港旅客愈来愈多，前线人员遇到内地旅客问路或求助时需用普通话；刑侦查案时遇到受害人或证人是内地人，也需用普通话录口供，所以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回归后，香港警队各级人员除了要认识内地的法律、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外，更应深入了解内地公安局的架构和运作情况。有鉴于此，香港与公安部自2000年起积极拓展警务培训交流，并于2001年首次举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习课程，为期七天。其后，课程时间增加至九天，班数也由最初两班增至六班。高富士这次前来北京，已是第31期学员。研习课程内容现包括在公安大学上研习课五天，以及前往另一内地城市(每次不同)参观考察公安单位和文化景点四天。

　　在交流中，两地不同的教育培训方式的特点也有所展现。公安大学提供的是全面的警察教育课程，其优点是能够对学员进行长时间的观察，并能确保人员有相近的教育及心理素质，而且是较具成本效益的警察培训方式。而香港的警察全部来自社会招聘，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这种方式确保了新招聘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学历背景，从而为警队引进多元化的技能和观点。

　　香港警察学院的教官和校领导全部来自实战部门，都是负责管理或行动某一方面的指挥官和经验丰富的人员，教官任教一般为2年，最多不超过3年，然后必须再回到实战部门，如此不断轮换，以保证能够始终把实际工作中的鲜活经验及时传授给学员，使教育训练紧跟警务工作实践。当然，香港警察对学历的要求也区别对待，对于一线工作，比如巡逻等等，只要类似于内地高中毕业的文凭就可以报考，但需要指挥才能的督察级以上岗位，需要有大专以上文凭。而目前，内地大多地区，不分警种，招募警察均需要有本科文凭。

　　“在那里没一点疑犯的感觉”

　　与高富士一同前往内地研修的学员共有18人，职级包括警员至警司不等，6月7日上午，他们专心地听公安大学马亚雄副教授介绍内地公安机关的架构与职权。谢庆侨警员第一次知道内地法律把不当行为分为违法和犯罪两种情形，而在香港，只有犯罪一种情况，全部交由法院判决，警方没有最终的处理权。李安迪警员在荃湾巡逻时，经常会发现一些内地人盗窃，或者非法捡废品，“那些人知道香港警察没有最终处理权，不会把他们怎么样”，也就非常配合。香港执法要求非常高，警察需要注意保护疑犯的人权，内地的疑犯到了警局，并不害怕。一名曾经被遣返回内地的人说：“香港警察态度很好，在那里没有一点疑犯的感觉。”

　　在谈到警察权益的问题时，香港女警员胡咏钊说，香港警察的权力低，市民人权高，任何报警警察都需要前往现场，认真处置。香港市民习惯于报警，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割破了手指、排队发生争抢。一次，市民报警称邻居家空调滴水，谢庆侨警员赶到现场，首先查看空调是否真的滴水，见事实存在，就劝说那户居民及时修理，如果不行，就转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对于这些所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香港警察不会因此而觉得厌倦。谢庆侨警员说，“没办法，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拿了这份工资，就要做这份工”。

　　要说香港警察有特权，估计只能在警务处处长的专用座驾上，才能找到一点历史的痕迹。这辆

宝马车车牌非常特殊，中间只有“1”这一个数字，车身没有警察的标志，但香港人都知道，这是警察“一哥”的车。但这辆车出行没有车开道，即使遇到塞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在香港，只有行政长官一人出行，可以有一辆警用

摩托车在前方引路，但不封路。

　　香港警队的公务车分为两类，一种车身有警务标志，另一种是普通号牌的车辆，用于执行特殊公务，被市民称为“隐形战车”。所有的公务车，非执行公务，均不允许开回家，必须停回单位。香港媒体和市民喜欢监督，若被举报公车私用，若是警队高层，甚至需要向立法会作出解释，说明不清楚理由，可能因此事而下台。所以，就连警务处处长，下班以后，一般也不开1号车，而是开自己的私家车去锻炼身体。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没有恶意投诉，就曾有市民见巡逻警察在记事本上写东西，认为警察是在偷懒，没有认真工作。胡咏钊警员接到这样的投诉电话，首先是予以解释，巡逻警察把工作的情况记录下来，其实也是工作的一项内容。如果投诉人仍坚持投诉，就会按照一般程序处理，给投诉人录口供，警方内部的投诉科介入调查，“当然这会浪费很多警力”。对此，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曾繁光总警司说，对于恶意投诉，他们也会认真处理，给出最终答复，但一般不追究恶意投诉人的法律责任，否则就有可能压制了市民举报的积极性，也就无法全面监督警队工作。

　　偷渡客越来越少

　　高富士所负责的边界警区，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打击在边界线上的偷渡、走私行为。深港边界管理线(俗称“一线”)，东起深圳市盐田区避风塘，西至南山区大新码头，全长82公里，地形十分复杂。当前边界线上拉着铁丝网，并安装有摄像头，但这并未能完全阻止偷渡者。一直以来，偷渡活动在这条管理线上连续不断，组织偷渡的手段也日趋诡秘。

　　2005年4月的一天晚上，香港界河下着大雨，四名走私者鬼鬼祟祟，四处张望，见没有人，立即搬运货物。这一幕被伏击守候的广东公安边防官兵尽收眼底，走私分子很快束手就擒。此时，高富士所指挥的香港边界警区警官，通过电子探头发现还有3个人和一批货藏匿在草丛中，立刻打电话给广东边防。双方随即在界河两岸进行拉网式巡查，结果香港警方抓获2人，广东边防抓获1人，一举打掉了一个长期盘踞在莲塘从事非法活动的团伙。

　　类似成功协作的案例，回归以来经常发生。2003年4月，广东边防与香港警方建成了粤港资源共享系统，香港警方提供监控镜头，通过光纤传送到监控室和指挥中心。2005年初，在原有图像信号共享的基础上，广东边防监控中心已与香港警方建立起热线联络的联勤电话，电话可直接与香港边界警区的三个行动基地进行通信。这不仅密切了深港两地警方之间的联络，而且有效地提高了两地警方共同合作打击边境犯罪活动的效率。高富士说，如今，天天和广东边防通电话，每周都会在罗湖见面，通报有关情报信息。如今，火车晚点、交通堵塞，双方都会互相通知，以便对方及时作出疏导。

　　通过两地有效协作打击，偷渡案件数量也有所减少。高富士提供了一组数据，查获的偷渡人数，以边界警区为例，1997年为3626人，2006年仅675人。香港政府2006年开始计划缩减边界禁区。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历史原因，新界北部与深圳接壤的边界线长约35公里，边界线以南有2800公顷土地被列为禁区。香港政府计划把禁区范围大幅缩减七成，只留800公顷，这样约有5000居民不再需要使用禁区通行证。

　　协作不再是“天方夜谭”

　　如今两地紧密的警务合作，可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天方夜谭”。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回归以前，一线之隔的粤港警方的接触被涂上浓厚的外交色彩，一份简单的线索协查函件，往往需要通过外交途径长时间地辗转旅行，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二地在体制、法律以及意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大肆进行跨境犯罪，越界藏匿，逃避打击。直到1985年，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和香港支局进行首次正式会谈，拉开了合作的序幕。

　　上世纪90年代，粤港警方联手侦破了一大批重大刑事案件，如1992年香港瑞兴麻雀馆持枪抢劫案、1995年“东星”轮1000万港元大劫案、“9601”特大贩毒集团案、张子强暴力犯罪集团案和香港德福花园5尸命案等。其中张子强暴力犯罪集团案被称为粤港警方合作的成功范例。

　　回归前，跨境持枪抢劫案和汽车走私案多发，回归之后，跨境经济犯罪也有所增加，两地警方就

反洗钱等方面展开了协作。目前两地警方建立了正式的联络渠道和联络方式，定期举行警务工作会晤，多次开展联合行动打击跨境犯罪，如2000年12月，粤港澳三地警方同时开展打击跨境犯罪“猎狐”统一行动；2001年7月，又联合开展了“猎狐2”统一行动；2001年3月至4月，粤港澳三地警方开展打击跨境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春雷”行动；2002年5月7日，广东警方会同香港警方开展“火百合”联合行动，一举捣毁了以香港黑社会“14K”成员郑惠强为首的组织妇女跨境卖淫犯罪集团；2003年6月，三地警方开展打击涉黑、涉毒、涉暴的“火凤凰”行动。双方合作20年来，广东警方向香港警方移交香港通缉犯241名、车辆155辆、船只13艘、货柜117格以及一大批赃款赃物。

　　对于香港十年来的治安情况，现任警务处处长邓竟成比较满意，自由行的开通，也没有增加香港的犯罪率。他说，当然每年治安数字会有起伏，但起伏不大，罪案率每十万人口保持在1100至1200宗，比起欧洲一些大城市，每十万人口罪案率有几千宗，香港仍处在较低的水平。

　　□采写：本报记者 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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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