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宗庆后被谁逼与在逼谁

　　电视节目常导演这么一种场景：情人“不得不分离”前夕，两人对着镜头诉衷肠，道不完的缠绵，讲不完的情分，只看的观众感同身受、潸然泪下，主角才肯勉强地破涕一笑。宗庆后是一个好演员，更是一个好导演。6月7日他突然宣布辞去与达能合资公司董事长职务那一刻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感大戏拉开序幕。

　　宗庆后的辞职公开信长达5400多字，有好事者“称赞”宗庆后的文采好，并作逐一列举，结果令人连连称奇：比喻、借代、夸张、比拟、双关、排比、对偶、反问等修辞手法统统上场，用典、衬托、渲染、象征、抑扬、虚实、比兴等表现手法也一个不拉。如果说宗庆后考虑到身份原因不得不在信中委婉、含蓄的话，那6月8日娃哈哈经销商、职工代表发出的对宗庆后的声援信和对达能的谴责信，则非常露骨，声援之词缠绵、谴责之语粗俗。

　　然而仔细对照宗庆的公开信与其经销商的公开信，有两处细节值得琢磨。一是两者的一些言辞并不吻合，比如宗庆后自报其5月9号就曾想主动辞职，而销售公司却直骂达能“逼宗总辞职”之卑鄙。二是，这一次经销商也“勇猛”扯起民族品牌、民族感情之大旗，甚至以“中国人民会答应吗？中国政府会答应吗？”来痛斥达能“染指”娃哈哈不会有好下场。

　　暂时不论宗庆后“只是挂个名”之苍白无力，单单用嬉皮士的姿态左攻右击，“宗氏感情戏”就注定充其量能博得叫好声，但却不一定叫座。从一定程度上讲，辞职是以退为进的精明策略，能给动辄跑到美国和瑞典吆喝着要起诉、仲裁的达能以致命压力，但经历过几轮“感情炸弹”的达能，未必会就此疲软。宗庆后这根“定海神针”和其完完全全掌控的销售渠道这一“葵花宝典”固然很重要，但在短期内，两者依然没有娃哈哈这一品牌的份量重。

　　直接来言，宗氏思路要点有二：上乘思路是，用比惯常更为猛烈的情感大棒，痛打达能，越狠越好——不怕负面效应，只求声势浩大。次优考虑是，如果一旦达能仍然用法理武器对宗庆后紧咬不放，那么满城风雨对达能的集体抵制，至少也能逼政府部门出来发话，他们深谙在当下的语境下，政府不可能将娃哈哈“拱手相送”，这也正是娃哈哈销售商在6月8日的公开信中动不动就把“政府”和“人民”推到前台的主要考虑。

　　所以说宗庆后这次打的感情牌，很是致命——要么革了达能的命，要么一脚踏空、真的就此罢了自己的“官”。所以事情发展到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再是宗庆后与达能谁更“单纯”、执着一些，甚至也不是“后宗庆后时代”达能在销售与管理上一团糟的场面如何收拾，而是当感情之火蔓延到一定程度，浙江省或杭州市政府如何表态，这也是6

　　月13日宗庆后“反客为主”，称要杭州就

　　正可谓“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也喋喋不休地说，规则和信用是多么地难能可贵——规则使行为可预期，信任使交易低费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百富勒出售所持有娃哈哈合资公司股权时，拥有与达能同样优质收购权的宗庆后大意失荆州，输在了“规则”的起步线上，于是后来学会了利用规则的真空来与达能博弈，这是为防止因束手就擒而被冠以“卖国贼”痛遭唾骂的“明智”之举，但同样也是危险的策略。

　　显而易见，宗庆后现在的“洒脱”辞职，是游离于被达能所逼与自己“欲擒故纵”之间的权宜之计，其目的则在于“逼”当地政府出来“主持公道”，主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公道。如今娃哈哈命悬一线时，舆论乱成一团。事实上，与其希冀娃哈哈品牌仍为本土品牌，不如期待这次纷乱的战争之后，游戏规则能明朗一些，市场竞争过程中多一分信任，少一分尔虞我诈——这才是所谓保护民族品牌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