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揭秘香港回归之路

　　1997年6月30日晚上，我就在香港会议中心，整个晚上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觉，因为在1997年7月1日凌晨零点，英国的国旗要降下来，我们的国旗要升上去。看到我们的五星红旗升上去，我真的掉眼泪了，非常激动。我在港澳办十几年，天天就盼望这一天来到……

　　口述／鲁 平

　　整理／钱亦蕉(记者)

　　10年前的7月1日，香港终于结束被英国统治的历史，回归祖国怀抱。曾亲历中英香港谈判的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回忆往事，向我们讲述香港回归过程中艰难曲折、波澜起伏的难忘故事。

　　新界租约

　　1979年3月，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北京，他是来谈新界地契的租约问题的。这个《新界租约》是不平等条约，我们是不承认的。但是就算按照这个《新界租约》，租期也只有九十九年，到1997年7月1日前三天(6月27日)就应该结束了。

　　麦理浩这么早来提这个事干嘛呢？这其中有个土地买卖的问题。新界如果要卖地，地契上会有个期限，一般买地的话，你至少要有五十年的期限吧，所以他要求把这个地契能够跨越1997年。他已经感觉到存在这个问题了，新界地契卖不出去了，所以他们英方自己内部呢，已经在琢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么就有人出了这么个主意，说，你不管北京那边怎么想，我们反正偷偷地把这些契约跨越1997年就行，北京也不知道。英国人挺懂外交的，不会有这种算盘的，这不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是香港人出的主意。

　　后来这个办法为什么行不通呢？因为我们北京方面始终是密切注意这个问题的。那个时候，我们外贸部在香港有个华润公司。英国人出了一个馊主意，在新界有个叫天水围的地方，批了一块地给华润公司。这个地契上的期限就是跨越1997年的，这是他们偷偷干的。我们知道以后，就跟华润公司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契约退回去，不能要这块地！再便宜你也不要，这是立场问题。

　　所以麦理浩来北京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企图来试探一下。他提出来的方案是，希望能够在英国管治期间，新界这个地契的契约还是有效的，他就是不提1997年，回避1997年，他希望我们默认它，就是1997年以后还是继续让他管。麦理浩把他这个想法直接对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同志当时说，这个主权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香港是我们的领土，主权一直是中国的。当初黄华同志在联合国的时候就已经代表我们国家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属于殖民地。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适当的方式来收回香港。当时就这么表态的，所以联合国一直没有把香港列为殖民地。到1997年怎么解决，小平同志讲无非两种办法：一个是维持现状，怎么维持现状，他也没有更深一步探究；一个是我们会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特殊”在这时出现了，但当时还没有确定一国两制这样的想法。他对麦理浩说，你回去，可以跟大家说，请投资者放心，不管到时候怎么样政治解决，我们一定会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小平同志就强调这一点，讲到这里为止了。

　　港督麦理浩认为，邓小平留有很大的余地。所以他回香港后，英国人还是抱有幻想。1979年7月，英国外交部正式发文提出，要求将新界土地契约期限能够跨越1997年。那么这个事情就逼到我们头上了，逼着我们决策了。

　　一定要收回

　　我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当时我们征求了很多香港人的意见，廖承志同志亲自见了很多香港人，小平同志也见了很多香港人。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人还是希望维持现状，最好不要动。我们内部也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干脆维持现状，默认，把它拖下去就算了，另一种就是还得要收回。

　　后来我们内部就开始研究，我们觉得第一个方案行不通——维持现状行不通。因为1997年《新界租约》已经满期了，如果满期了我们不收回，怎么样向老百姓交代呢？而且英方对香港也有个限制规定，叫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也只限定英国在新界的管治到1997年6月27日为止。同时考虑到台湾问题(其实台湾问题是当时我们最先考虑的，也是考虑得更多的)，我们既然要和平统一，为什么香港到期不收回呢？小平同志就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收回香港，但老百姓信赖我们。如果到了1997年，我们再不收回香港的话，老百姓就要责问为什么不收回香港？老百姓就不信了嘛。我们不能做第二个李鸿章。

　　那时还没有一国两制的说法，我们说的是“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有中央在后面给我们撑腰。要在十年前谁也不敢提“资本主义”，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首先就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那时是在1979年的样子，所以对香港采取这个政策，给他们很多优惠。你从上海来讲，上海每年财政结余要上缴多少，而香港财政不上缴，也不征税，这些优惠多了。因为回归以后，能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对我们整个“四化”建设有利。

　　当时我们内部提出来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考虑之后，没有回应给麦理浩和英国政府。一直拖到1981年3月，廖承志同志就带着我们几个人到外交部，找了黄华同志他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两个部门会谈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收回香港。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务院港澳办和外交部上报的关于收回香港的构想。在这个书记处会议上，小平同志就拍板，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提出具体的方案来，方案前提就是“一定要收回”。但是怎样保持香港繁荣稳定，1997年采取什么政策，要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更具体的方案。当时廖公已经和我们一起研究过了，有个粗线条的东西。当时很形象化的，就是把国旗换一换，英国旗下来，我们五星红旗上去，马照跑、舞照跳，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

　　两年期限

　　在撒切尔夫人来华、中英正式会谈之前，她派了一个掌玺大臣艾坚斯又来试探。小平同志见他时，我们的方案已经交上去了。所以，小平同志对艾坚斯明确提出来，我们到1997年一定收回香港，主权问题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是我们对香港会采取特殊政策。

　　英国人听到邓小平表态了，很着急。所以到1982年9月份，撒切尔夫人亲自来北京，还企图来说服邓小平。她说服的理由是什么？她说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要是收回香港，香港整个要完蛋啦，香港人信心完全丧失了，香港要大乱了，香港再也不能保持繁荣稳定了。香港不能保持繁荣稳定，对你们“四化”建设也有影响啊，说不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灾难。国际上对你们中国也会动摇……邓小平就打断了她，说：你说是由于你们英国人的管治，香港才能繁荣，我说不是，香港繁荣是香港人他们自己创造的。只要我们1997年以后政策对头，香港的繁荣一定能够保持。你说我们宣布收回香港会造成很大波动，我估计小的波动会有，大的波动就不一定……当然不排除这时发生意外的事件，香港发生动乱。如果我们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另外的方式和时间。这句话，撒切尔夫人听了以后，马上脸就煞白了。她不傻啊，她知道小平同志讲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另外的方式、另外一个时间。当时英国刚刚在马岛打了胜仗，她的气焰来的时候很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打败了阿根廷，她的声望也在上升。所以小平同志说，“我们不是阿根廷，你说有可能波动，造成大的灾难，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有这个决心作出决策来。我们不怕。所以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一定要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现在关键在我们1997年以后对香港采取什么政策，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个要讨论的，是怎样维持1997年以前的过渡时期，使得香港能够平稳过渡。这两个我们可以讨论，主权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小平同志讲得很绝的。“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最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宣布对香港政策了。”所谓宣布对香港政策就是我们宣布收回香港，那时对社会还没有讲这件事，定了两年的限期。

　　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摔了一跤。她那时真是没有想到小平同志这么强硬，她自己是铁娘子。她穿着高跟鞋，走出大会堂，下台阶，不知道怎么踏空了一步，啪的一下摔倒了，我们的人马上把她扶住。

　　撒切尔夫人回去了以后，到了香港，就跟香港政府内部通报了这个情况。只有少数香港上层官员知道，但是马上就出现了黑色星期五，香港的股票跌停。她就拿这个来威胁我们，就给你看点颜色——你看，你没收回，只这么一个消息就会这样。

　　舆论压力

　　1982年起，中英双方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谈判。我当时是代表港澳办去参加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港澳办还没有公开，我们这个机构是不挂牌的，英国人不知道，所以我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的西欧司的顾问。我就拿这个身份去参加谈判的，又继续像在做地下党工作一样。

　　小平同志说的1984年9月份的这个限期，英国叫最后限期，我们叫死期。我们说“死期”快到了，你们赶紧啊。正是大热天，我们那个时候空调也不好，大家都汗流浃背，通宵地来谈，就是为了赶这个死期。赶到最后，大家还是在9月份达成协议了。

　　双方针锋相对，但主动权还是在我们手里。因为到了1997年，有个《新界租约》放在那儿，他不交还的话，我们也不同意他的新界地契跨越1997年。如果新界到时候交还给我们，整个香港是生存不了的。发电厂、水库、铁路……这些都在新界，新界占整个香港面积的百分之九十，香港、九龙如果没有新界，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当时我们是强调，不但新界要交还给中国，香港、九龙也得交还给中国。后来很被动了，他们又出了一个名堂，用治权来换主权。主权还给你们，但是还让他们英国人来继续管，千方百计要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就调动整个国际舆论来对我们施压，那时国际舆论是一边倒的。欧洲这些国家好一点，主要是美国，美国那个时候整个舆论是对我们完全采取否定态度的，对一国两制根本不信。后来《Fortune(财富)》杂志出了一期，封面上就是“香港已死”这几个大字。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做国际舆论的工作。我们就推动香港人组织了一个“明天更好基金”，专门到各国去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我们跟香港人一起到美国，到欧洲，到东南亚好多国家去解释。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美国国会找他们一些议员谈，这些议员就是美国亚洲委员会的，应该是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的。我们去跟他们解释对香港的政策的时候，我谈到我们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讲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们财政也是独立的，司法也是独立的。我说将来这个香港，一个钱也不用上缴给中央，我们也不在香港征税。这些议员听了，说，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他们不相信。照理这些议员应该很了解，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了解。

　　我觉得小平同志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十分决绝，甚至在香港两天的会见中，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1984年6月22日，他首先是会见了香港的工商界人士，6月23日会见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等三个人。他们三个人都是行政局(行政局是港督的一个咨询机构)的议员，钟士元是首席议员，他是企图来说服我们维持现状的，不要收回香港。他说是代表了香港民意来的，因为行政局是代表香港民意的。小平同志一上来(我们事先也跟他汇报了)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代表香港民意来的，你们是代表英国人的利益来的。人家还没有张嘴说话呢，就被他堵住了，他一下子就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企图以香港民意来对我们施加压力，而香港刚开始的时候，民意对香港回归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多数的香港人那个时候还希望能够保持现状，希望英国人继续管治。小平同志就清楚地讲了，我们虽然说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是什么样的港人来治港，我们是有条件的。一定要由爱国者为主，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中间的，甚至有一些偏右的也可以，但是要以爱国者为主。什么叫爱国者，他讲得很清楚，第一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第二真心诚意地拥护香港回归祖国，第三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后来又加了一条，不损害国家利益。只要符合这些条件，不管你是相信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奴隶主义也好，就可以。

　　艰难进展

　　整个谈判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有时候甚至感觉要谈崩了，谈不下去了。比如说联络小组的问题。我们说在过渡时期，应该要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有这么个平台，有这么个途径，双方经常磋商，使香港在这个十三年里面平稳过渡。但是联合声明签署以后，这个小组设在哪儿呢？原来是说，我们这个联络小组，既然是香港平稳过渡，当然设在香港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他们非常紧张，坚决反对。我们说这个是必要的，为了香港十三年内不要发生大的波动，能够真正平稳过渡。而且这里面有个衔接问题。他们根本上就反对这个小组，因为联合声明是讲在1997年以前由英国人来管治，在1997年以后交给我们来管治，所以他们强调你别来管我这个十三年的事，这个是我英国人自己的事。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来管你的问题，我们就强调我们这个联合小组不来干预你的管治，不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他们最怕会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由于他们开始反应很强烈，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些妥协。小平同志后来就说，联络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可以推迟两年，不但推迟两年，而且可以延长一些，到1997年以后还可以继续待一会，一直到2000年1月才解散。就是说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英国人还可以在有些问题上通过联络小组来谈。

　　一些问题很复杂的。再比如说国籍的问题，你知道香港人口袋里有好几本护照呢。到了1997年7月1日以后，哪些人算是中国国籍、中国人啊？因为我们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必须要由中国公民来担任的。什么叫做中国公民？谁是中国公民？好几本护照你怎么算？从我们国籍法来说，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像这些问题都要在1997年以前，大家一起商量来解决的。

　　这里面还要提提廖承志同志，廖公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他下了决心，然后小平同志拍板。廖承志对香港太熟悉了，他在香港关系很多，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在香港也住过一阵子。而且他又是广东人，他可以直接跟香港朋友用广东话沟通，所以香港人对他很亲切，廖公在香港威信很高。他后来在病床上，已经在吸氧了，喘不过气来，还是一直在关心香港问题，一直在问我们。小平同志呢，他不但拍板，而且事无巨细。很多具体的问题，他都是亲自给我们一些指示。举一个例子，我们说1997年以后我们要以法律来保护外资在香港的利益，他看了这一条，说这个不够，为了使英国人放心，你们首先要突出英国。所以我们后来是这么写的，就是我们要以法律保护大不列颠王国和其他外国资金在香港的利益，特别强调了英国。这个例子就很具体，而且的确很起作用，因为毕竟英国人大量利益在香港，只要把英国商人这些公司稳定下来，整个香港的形势就会稳定。

　　签署联合声明

　　1984年12月19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中国，下午5时30分，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这个铁娘子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把香港看作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她绝对不甘心这么乖乖交出来的。所以她还是千方百计地想在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也不全部否定她。小平同志讲的，还是要让她(主要是英国人)有信心，能够留在香港，所以我们对英国的这些大公司，汇丰、太古……，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它们稳定地留下来。

　　就算在签署联合声明之前，两个国家各自发表了一个像是公报一样的文件，英国方面在公报上面的措词还是跟我们的不太一样。他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以后，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我们就说到1997年7月1日，我们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里面很有学问的。有些人说收回主权，这是不对的，因为主权一直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对不平等条约始终是不承认的。问题是香港被英国人强占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能在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我们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不是收回主权。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

　　当时英国人是不甘心的。联合声明以后，1989年以前，应该说我们跟英方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而我们的方针也是跟英国以合作为主、斗争为次，很多事情有商有量的。我那个时候，跟当时的港督卫奕信两个人经常接触。他不方便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说英皇制诰规定的，港督离开哪怕半天也要刊宪，也要指定代理人。他不方便来，那就我去。那个时候是怎么去呢？也没有通行证，也没有什么护照，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就用车把我送到罗湖桥中间，他那边的车来接我，下车上他们的车，然后过了桥，上他的直升机，把我送到他的粉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