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是限还是兴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引发争议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2日11:22 民主与法制时报

  博彩屡发大案

  2007年4月20日上午,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严国亚上班打开报纸,一条重大消息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涉嫌盗窃河北邯郸农行金库近5100万元的任晓峰在江苏连云港落网。此案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任晓峰、马向景两名犯罪嫌疑人将所盗5100万元银行资金中的4300万元用于购买了彩票,其中最多的一次就买了1410万元。

  “一般案犯偷盗巨款后,是潜逃,而不是购买彩票。”严国亚认为,这说明了二人是病态赌徒。而之前,任晓峰、马向景一直是遵纪守法的职工,后者还曾获得过单位先进个人的奖励。

  接着,报纸的另一条消息再次引起了严国亚的震动。南京一位叫刘江的“的哥”因为迷上了彩票,一夜暴富的心理使他犹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每天车可以不开,彩票投注站不可以不去。没钱投注他就动用跑出租的营业额,营业额“难以维系”就向朋友借,朋友催债他就瞒着家人卖掉了住房。2005年12月,欲罢不能的刘江为了“扳本”,便动起了以招聘“二驾”为名诈骗“二驾”的歪点子。一阵“突击招聘”,十多位应聘者中招,刘江骗来的4万多元很快在彩票投注中全部打了水漂儿2007年4月18日,刘江被捕后,面对民警的讯问,竟自嘲“点儿背”,不为自己身陷囹圄叹息,而是对自己屡屡与大奖擦肩而过而感到悲哀。

  看完报纸后,严国亚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他看来,他们走到这一步,当然有自身的原因,但如果彩票管理体制稍微完善一些,或许事态未必会成为今天这样子。“这背后,中国博彩业存有的负面因素非常值得关注。”

  他和所里的另一名律师崔武讨论后认为,博彩业发展至今已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博彩作为政府的“第二税收”,对收入的二次分配,对缓解公共财政的困难以及促进就业等方面均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博彩业毕竟具备赌博性质,其先天的伦理缺陷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律师、公民,自己有责任、义务呼请全国人大对博彩作出立法限制。

  律师上书人大

  4月21日,两位律师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一封信,请求立法限制博彩。两律师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发展应该是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应该是工商业、科技业、信息业、农业的高度发展,而不应该是博彩业的高度发展,博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能、也不应该占据一定位置。博彩业在中国大陆只能是配角,不宜鼓励其发展,应明确立法限制其种类、规模、区域等。

  两律师在“上书”信中说,任由博彩业发展不利于“

和谐社会”的建设。且不说博彩会培养社会过度投机意识,更重要的是,博彩从伦理上讲是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的,任由博彩业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任晓峰、马向景二人在平时均为“好人”,同事、朋友对其评价尚属可以,但二人一旦涉足博彩,痴迷有朝一日能中大奖,竟贪污数千万元巨款购买彩票,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实在令人惋惜。故博彩业的泛滥、畸形发展实在有违“和谐社会”的建设。

  两律师强调,应立法建立博彩干预机制。应限定特别人员、特殊主体不得涉足博彩,未成年人不得购买,

公务员不允许涉足;购买时应实行实名登记制且全国销售联网。

  两律师最后认为,现行博彩管理规定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我国的公务员法明确禁止公务员赌博,但买彩票是不是赌博的一种?从法理上讲,彩票中心向公务员出售彩票最起码属于于法无据。

  两律师的“上书信”经过南京地方媒体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许多人对两律师的行为表示支持。一位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业内人士说,有的地方规定,每个投注站每天的销售限额是5000元,彩票中心如果觉得资金可疑,应该中断售彩网络。但规定的销售限额并未起到作用,因为全国各彩票销售终端提取营业额的6%,作为手续费,致使销售限额形同虚设,病态赌徒的日益增多,都和彩票业不规范运作有关。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陈柏说,他当时在江苏负责体育彩票的销售工作时,每一次在召集各个销售终端开会时都要求,必须对大额买户进行劝阻;数额超过100万的,必须向管理中心汇报。“现在关键缺少一个全国性的法规统一管理。每个终端每天卖多少,并无定规。”陈柏说,他在主持工作时,即使对销售终端提出要求,也只是“开会时讲讲而已”,并无法律的强制约束力。

  南京不少中小学生家长说,在一些销售香烟、白酒的商店明确注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在香烟的烟盒上明确注明“吸引有害健康”的提示语。可是从彩票销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缺少一些行业标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彩票销售时,销售点并没有相关的负面提醒,一些彩票发行点毫不吝啬夸大其词的宣传话语。像“摸彩票精彩瞬间,中大奖享受一生”、“花些小钱买彩票,一旦中奖成富豪”、“投入2元钱,幸福奔小康”、“某某花2元钱中奖500万”等等,这些诱惑性的话语致使更多普通彩民成为病态赌徒。彩票为什么不能像香烟一样印上提醒的话语呢?美国有类似戒毒所这样的治疗病态赌博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经费是由博彩行业支付的,但是我国目前没有任何治疗病态赌徒的机构。

  观点激烈交锋

  然而,一些法学界人士却对两位律师“上书”中的观点表示质疑。北京大学一位从事侵权法研究的法学教授认为,南京严国亚、崔武两律师的“上书”信中的内容荒诞不经。这位专家说,侵权法领域有句著名的话:“只看近因,不看远因。”对这一观点,培根曾有精辟的阐释:“法律去考虑原因的原因,去考虑每一个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事情就会变得没完没了。因此,法律只能考虑那个直接的原因,并裁断这个原因所导致的诉讼。除这个原因之外,法律不该探究太多。”法律上的“远因”和“近因”在现实生活中最形象的比喻,就是那个广为人知的“蝴蝶效应”:亚洲蝴蝶拍拍翅膀,将使美洲几个月后出现比狂风还厉害的

龙卷风,但不会有人将美洲的龙卷风归咎于亚洲的蝴蝶,从而提出应当“灭绝”蝴蝶的荒唐理论。

  这位专家说,在他看来,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律师,竟然以“远因”理论为由对“博彩”进行立法限制,实在匪夷所思。对于将盗窃的5100万中的近九成用于博彩,应该看到没有博彩业,5100万赃款还会用在其它的“消费领域”。

  这位专家认为,南京两位律师的思维方式所犯下最常见的错误,就是赋予“工具”以浓烈的伦理内涵。比如说将博彩这一以积聚公共财政为目标的“工具”,施与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伦理苛责,从而一开始就在对博彩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批判中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殊不知,博彩业的“投机性”恰恰是其“进步”所应承受的代价,正如不能因为刀具能够成为凶器就否认刀具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一样,错不在刀,而在人。作为律师应当以法律独有的理性思维去正本清源,而不是混淆是非地去还魂“远因决定论”。否则,不管打着多么高尚的名头(博彩业从伦理上有悖社会主义道德),也不论有着怎样的宏大诉求(上书全国人大),都无法掩盖背后的荒谬。

  有人甚至认为,我国的博彩业不是限制的问题,而是发展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1987年,新中国第一批8000万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1994年定名中国福利奖券)在河北、山东试点发行;1994年,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成立,体彩开始发行。1987年至2006年,全国累计筹集彩票公益基金1219亿元;仅2006年,全国彩票销售总额就达819.3亿元。中国在发行“公彩”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以足球比赛结果为对象的竞猜游戏。完整的博彩业由彩票、以人或动物为对象的竞猜游戏和卡西诺娱乐场(CASINO在澳门的叫法)三个分支产业共同组成,但由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开设“娱乐场”仍然是违法,我国也尚无政府许可的正规赛马和赌场项目,环视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几乎被赌场包围。中国公民的出境游中有不少节目就是参观当地的赌场,体验博彩的乐趣。“保守估算,每年就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

  该为彩票立法了

  对于这位法学教授的观点,严国亚律师认为,“博彩”作为一种行为,是可以有伦理评判的,律师们并没有对彩票本身作出是对是错、是否有罪的评判。正好像“刀枪”自身本无曲直,但“使用刀枪干何事”之行为则具有伦理评判的内涵了。

  严国亚律师认为,“博彩”博的是中奖几率,它不同于购买电视机、电脑获得的是“物权”,也不同于购买股票获得的是股东“权利”,“博彩”具有不确定性,在支付了对价之后往往什么也没有获得,故总体风险极大。

  澳门理工学院曾忠禄教授也曾发表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彩票事业带动了消费和就业,增加了财政收入,促进了公益事业的发展。但目前国内彩票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法律不健全,以及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滞后、市场营销及宣传推广工作不到位等。他认为博彩业本身不能创造财富,仅仅是一种娱乐游戏。而一旦让社会生活染上了“赌瘾”,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风险会在另一方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赌资外流是可以估算的,而一旦全面放开博彩业,带来的社会风险可能是无法估量的。

  南京大学诸多专家也纷纷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专家们说,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博彩方面的法律,并通过税收等政策对该产业进行引导和管理,而我国规范博彩的仅仅是国务院于2001年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及财政部制定的三部规章。财政部规章规定,体育彩票必须实行“管发分离”,体彩中心负责管理,发售委托给公司操作。可如何委托,委托给谁,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则缺乏操作细则,法律至今仍是空白,成为彩票管理体制最大的硬伤之一。

  专家说,我国从2000年就开始着手起草《彩票管理条例》,目前仍在进行立法审查工作。由于我国彩票业走的是先发行后立法的路子,加之《彩票法》至今没有出台,截止到目前,我国已发生多起关于彩票纠纷的案子,因为缺乏适宜的法律条款,许多彩票纠纷难以调解。因此必须加快制定完备的彩票法律和管理制度体系,确立彩票的法律地位。

  到今年7月27日,我国的公益彩票将年满20周岁。“是到为彩票立法的时候了。”严国亚说,“如果我们的上书能催生一部法律,也算是为社会规范博彩市场作出贡献了。”

  严国亚说,从目前情况看,短期内我国还没有为彩票立法的计划。但时间不等人,他联合一批律师,准备成立“中国博彩业民间干预中心”,对那些因为购买彩票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提供法律援助。

  4月27日,河北邯郸金库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任晓峰的家人从河北邯郸专门赶到南京,寻求严国亚的法律援助。严国亚承诺,将和崔武律师一起,免费为任晓峰辩护。

  孟亚生 责任编辑 黎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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