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主之剑刺破垄断收费之盾

　　中国青年报近期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96.8%的受访者认为垄断行业的乱收费现象非常严重。从“手机漫游费”到“银行卡年费”，从“提前还贷违约金”到“银行账户挂失费”，从“邮局的包裹统一包装费”到“公交卡押金”……这些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令百姓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

　　垄断收费对公民经济权益的损害显而易见，舆论批评的焦点也大多集中于此。但事实上，垄断收费也侵害了公民知情权、参与决策权等政治权利。比如，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制定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价格等决策，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消费者代表的意见。然而，一些垄断行业出台收费项目或制定收费价格时，都没有举行价格听证会。而已经举行的听证会，也大多忽悠了公众，甚至直接操纵成“涨价会”。

　　近年来，民众挑战垄断收费的

维权行动层出不穷。比如，就持续数年的春运涨价现象，一些公益人士、律师、消协代表以舆论批评、诉讼、发表公开信等形式不断抗议；就银行跨行查询费问题，黄细花等两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紧急叫停的建议。如今，春运不再涨价了，

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也停止了，这些胜利，的确让无数百姓拍手称快。

　　不过，在一场场挑战“垄断收费”、“

霸王条款”的风波中，我们却没有见到最该挺身而出、最该为民众主持公道的政府部门。按照现代宪政原理，政府权力是公民让渡自身权利所形成的，理应为“公共利益”服务。对于垄断性行业，政府理应承担起监管的职责；对于垄断部门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政府理应为两者搭建起平等对话和公平博弈的平台……然而，面对一些垄断行业的不合理收费，政府有关部门却“集体失语”，这怎能不让人失望？

　　事实上，一些政府部门不作为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政企不分，导致政府与垄断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有专家尖锐地指出，在公权不中立、政府立场不超脱的情况下，要政府部门叫停各类高额乱收费，等于让政府自己“割肉”，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殊为不易。

　　那么，民众如何才能彻底扳倒垄断收费呢？有人说，“全世界鸡蛋联合起来”是碰不过石头的。法制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是“手脚互补”规则：随着经济越来越开放，消费者可以最大限度地“用脚投票”，选择那些物美价廉的商品或服务；在无法“用脚投票”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用手投票”，通过政治途径对垄断者产生影响，比如，要求议会的立法限制垄断，要求政府部门加强对垄断的监管等等。此外，在垄断行业定价过程中，必须让民众充分了解信息，表达意愿，或者组织专业性的中介组织与垄断部门对话，保障收费、涨价等垄断行业决策行为的民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今年是监督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年，监督法明确要求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监督，并规范了各类监督方式。因此，各级人大对于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垄断收费行为进行监督，不仅有较大的监督空间，也是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要求的“分内事”。

　　通过“用脚投票”维护消费者的选择权，通过“用手投票”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监督政府权等等，只有充分行使政治权利，才能保障经济利益的安全。换言之，要想让垄断行业的无理收费成为历史，就必须以民主之剑刺破垄断收费之盾。

　　建设“节俭政府”

　　不能仅靠政府自觉

　　- 孟庆尧

　　政府一年要花掉国家财政多少钱？在不少地方是个含糊其词的“秘密”。倒是不少地方的老百姓发现，政府部门的大楼越盖越豪华，官员小车越来越高档，政府人员的“待遇”也越来越“实惠”……当然，政府的行政成本跟着“水涨船高”，也就不难推测了。

　　近期有媒体发文披露，北京、厦门两地政府为降低行政成本，在全国率先采取了划“红线”、定指标的方式。北京市今年的指标是将政府部门经常性项目支出资金压缩10%，而厦门市在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将行政经费中的公用经费压缩5%，削减行政成本一亿多元。

　　对于两地政府的自觉举动，当然是要叫好的。因为纳税人的钱挣得不容易，政府少花一些，是爱惜民力，也有助于反腐倡廉。据相关文章披露：“目前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发展环境，而且挤占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政府运转当然需要成本，但这个成本必须是可控的，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从眼下的情形看，在会议费、差旅费、招待费、出国考察、公务用车、盖楼堂馆所等方面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的现象，的确已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

　　有关文章希望，北京、厦门先行一步的做法能起示范作用，推动全国各地降低行政成本。这当然是个美好的愿望，不过笔者却怀疑，靠政府的自觉行动，能否长期、有效地压缩行政成本？为什么呢？因为花钱的是政府，现在提出省钱的也是政府。这就如同一个大手大脚的孩子，毫无节制地做了一番消费狂之后，忽然良心发现，感觉自己应该为父母省点钱，于是就告诫自己应当勤俭节约，这孩子也可能因此过几天紧日子。但几天过后呢？如果父母继续源源不断地供给他零花钱，如果当父母的不去监管他如何花钱，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他想当个自觉“节省行政成本”的好孩子都难。

　　好在有关文章倒是点出了一句要害话：“人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尚且不完善。”不会吧？每年政府都要向人大提交预算报告、由人大审批的，怎么会存在“尚且不完善”的问题呢？如果确实是“尚且不完善”，那么“完善”的方向又在哪里呢？是像北京、厦门两地政府这样，靠政府自己控制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吗？

　　真正需要好好思考的是，为什么我国行政成本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居然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父母给的零花钱越多越好，这样自己花起来可以随心所欲、大手大脚。那些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会天生就是好孩子，不会天生就具备为父母省钱的节俭思想，那为什么它们的行政成本远低于我国呢？说到底，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完善的预算审查机制和政府用度监督机制，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严格把关，要纳税人点头才行。

　　可见，要建设“节俭政府”，与其将希望寄托在政府的自觉意识上，不如找出一条治本之策。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许多全国人大代表都对一些地方政府的奢靡之风提出了强烈批评，并呼吁加强人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看来社会各界的认识已越来越清晰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预算审查、政府用度监督这件事真正落实、真正做好！

　　林 龙 责任编辑 阿 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