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黑砖窑”案与“黑砖窑”事件再看“定性”

　　本报评论员 宋金波

　　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发展至今，已激起舆论轩然大波。民众对“黑砖窑”的愤愤之气，对受害者的切切之情，对事件背后因素的追问探究，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表露无遗。鉴于案件细节对于人的情感、伦理底线必然的强烈冲击，这样的反应，在情理之中。

　　正是在这样富有情感张力的舆论环境中，并且，特别是在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批示后，这一事件仍在不断向前推进。最新进展是，在22日下午的“黑砖窑”事件通报会上，山西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并向全省人民检讨。

　　而稍早发生的，被众多网站在显眼位置、大篇幅处理的相关新闻是，“山西黑砖窑案被定性为家族涉恶团伙犯罪”：山西省洪洞县公安局21日说，“黑砖窑”案件主犯衡庭汉的多名家庭成员参与了非法拐骗和非法用工，是一个家族式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涉恶犯罪团伙。

　　对案件定性是案件侦破的必要环节。洪洞县公安局对案件定性至少证明他们在尽职，在按照既定的技术流程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在亡羊补牢。无疑，这正是关注此案的人们所乐见的。作为必要的技术环节，定性对案件的进一步侦破当会有益。不过，一些媒体对“家族式”犯罪的强调，作用如何，却很难说。一个现实的例子是，按照定性中的标准，恐怕已发生的大部分腐败案件都可以算作“家族式”的，多数情况下却并没有被刻意强调。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案件定性的理解，不应使关注此案的人，因误读而混淆了“黑砖窑”案与“黑砖窑”事件的根本差异。

　　洪洞县公安局21日定性的洪洞县“黑砖窑”案件，是以衡庭汉为主犯的，主要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的个案；而6月22日的新闻通气会上通报的“黑砖窑”事件，则是因洪洞县“黑砖窑”案件而顺藤摸瓜牵扯出的一系列案件的集合，其范围不仅在山西省多个县市，并远及河南等临近省份，并且整个事件的后续发展也在其内涵之中。

　　要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必要解读“黑砖窑”事件另一个重要节点。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听取山西“黑砖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后，会议要求“要全力做好受害人的解救工作，依法惩处犯罪分子，严肃查处有关工作人员的腐败和失职渎职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对洪洞县“黑砖窑”案的侦破审理，可能得以实现“受害人的解救工作，依法惩处犯罪分子”，却很难完成“严肃查处有关工作人员的腐败和失职渎职问题”这一国务院的要求。这一要求，只能在一个对更大范围、更深领域的“黑砖窑”事件的清理中才能解决。

　　显然，“黑砖窑”案与“黑砖窑”事件，无论就其内涵还是影响、解决之道，都有根本的不同。“黑砖窑”事件如果能在中央的决心和民意推动下，剥丝抽茧，获得解决，并进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这一事件或有望成为继“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后，又一个舆情与政府良性互动，推进社会进步与改革的标志性公共事件，成为构建

　　因此，对洪洞县“黑砖窑”案的定性，理应成为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一个新的基点，一环可供攀缘的链条，而非因放大局部而一叶障目，遮蔽了对事件背后追寻、追问的视线。在为“黑砖窑”案定性之前，有必要厘清并重申“黑砖窑”案与“黑砖窑”事件的分野，以免因误读而造成公众的误判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