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30年：红头文件让我当上插班走读生

　　本报记者 邓琼

　　曾多次接受过我们有关“高考”话题采访的黄全愈先生，谈起他自己的高考，竟是用这样一段话开头的：“我们这一代人对高考有着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有的特殊感情。小时候，曾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农家孩子没钱，上不了学，只好躲在学堂的窗下偷听。没想到，我们后来也成了‘高玉宝’……”

　　苦苦自学待时机

　　1966年“文革”爆发时，黄全愈刚读完初二。因父亲曾被划为“右派”，继续升学成了梦想，于是他到农村插队，一去就是三年，也把初中的校徽偷偷戴在上衣口袋里整整三年。后来，黄全愈好不容易招工回城，工人一当又是七年。同辈中许多人都生儿育女了，他还在苦苦地自学那些学了又忘、忘了又学的初中、高中的数学。“当时，我在等什么？学来干什么？全然不知……”黄全愈今天想来，仍然十分感慨。

　　最近黄老师整理旧物，发现自己在1976年写的一份要求上大学的申请书。“当时工厂有一个保送到某外国语学院读书的名额，若考英语，应该没有人考得过我。但家庭出身不好，我能做的就是表表忠心而已。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坐在静谧的书房里，读一读这封半通不通的《入学申请书》，真是感慨万千。现在的小年青可能永远无法理解这种在‘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中挣扎的感觉。当然，也无法理解那种眼睁睁地望校门兴叹的心情”。

　　只有曾经被剥夺读书权利的人，才能体会到没有书读只好去背《新华字典》的苦闷心理，黄全愈说自己当年对知识的渴望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1977年10月，一位朋友到南宁出差，给他带回一本《高考复习大纲》。当他看到这本小册子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知道，当晚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了的，用油布包好小册子，从市郊的工厂踩自行车回家，一个多小时，路上没有任何人，只有暴风雨和我……”

　　“落第秀才”被补录

　　那时的高考是先填志愿再考试的。但黄全愈自认为不是那种善于应考的急才，再加上有点志大才疏，所报的志愿与考试成绩差得太远，所以一开始落选了，差一点没能进入七七级这个群体。但后来七七级录取工作完成以后，中央发现有相当一批成绩很好的考生因为志愿填报不当、年纪大或出身不好等等原因没有被录取。于是，发“红头文件”允许各校录取这些“落第秀才”为“走读生”———即自己解决食宿的学生。因此，黄全愈被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录取为一名插班22的“走读生”。

　　黄全愈是1978年4月22日到校的，比住宿生们晚了两个多月。

　　最终还是学教育

　　1988年，黄全愈又抓住了另一个学习机会，来到美国。学中文出身的他虽有选修电影专业的机会，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教育专业。因为他深信，五四运动的缺陷在于没有请来“伊先生”(Education，教育)，只请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其实，“伊先生”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铺路石，后面两位能走多远，全看“伊先生”的行程。

　　简介

　　黄全愈，生于柳州，壮族。198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旅美教育学专家，1988年赴美讲学，1989年获美国Villanova大学“人的组织与管理科学”理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Miami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Miami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所著的中美教育比较系列《中国教育的哲理困惑》(英文)、《素质教育在美国》、《家庭教育在美国》、《生存教育在美国》、《“玩”的教育在美国》等书，在中国教育界不断引起强烈反响。其中《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被评为2000年度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其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