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我们这届人

　　本报记者 叶铁桥

　　郑也夫，1950年生于北京，1968~1977年作为知青下放到北大荒，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1986年获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先后供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受各种运动的波及比较多，不论是在内心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对于上山下乡，1964年就有宣传，但规模很小。“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中央呼吁与工农兵结合。那时候我上初三，正准备升高中，突然学校不办了，我感到很震惊。不得不去上山下乡了，我回家就大哭了一场。离开北京的时候，满火车的知青都在哭。

　　1968年，我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一帮知青中，少数思想比较相投的人交往很密切，在思想上也越来越离经叛道。

　　我们在农场待了大约9年，与不计其数的知青一样，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目睹社会变得极其糟糕。

　　其实吃苦倒没关系，因为长期的宣传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地农场的人也很苦，他们的生活状况也能唤起年轻人的理想。我主要感觉内心比较悲哀，本来觉得自己有潜力、有才能，到了农村，好一点儿的工作都不让我做，只让我掏厕所。掏了不计其数的厕所后，我再也看不到任何前途。

　　那时候其实读书也不少，知青里有些人很爱读书，会千方百计找书。我那时候也找书、换书、偷书。有个朋友是宣传干部，告诉我们两年前抄家的时候，把抄来的书搁在几个大书柜里。他告诉了我们书柜在哪儿，我们找个日子去了，弄来六手提包书，有小说、世界名著、哲学著作。

　　1977年初，我回到了北京。2月，我的户口也到了。那时候我待业，在劳动局等待分配工作，后来就传来消息，说恢复高考了。

　　其实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中，我的经历跟大部分人相似。所以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都具有典型性。我们这一届人就是从那样的环境中过来的。可以说，社会变化的轨迹，在我们这一届年轻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接下来就参加高考了。我的实力没问题，但心理负担太重。我们这一届人中，心理负担重的人很多，因为大家都觉得机会太难得了，加上年纪太大，觉得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所以都觉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是扩招之后才被录取的。我觉得我们这一届人，确实具有一些由客观因素导致的特性。战争爆发的年代学校都不会不办，但“文革”的时候，大多数学校都荒废了。所以我们确实是特殊的大学生，一个班的同学，年纪能相差十几岁。

　　由于年纪相差大，我们这一届人极具多样性，独立性也强，其他的很多特性，与这两个特征都有关系。

　　由于年龄相差大，经历差别也很大，所以大家在一起，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丰富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多。当时对于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不会形成共识。

　　而且，由于大家都有漫长的自学经历，所以这一届人有很好的学习习惯，主动性和自学的精神也很强。比如我的外语，就差不多都是自学的。在我们刚入校的时候，系里进行摸底，有些学生连《二十四史》都自学过了，搞得老师们诚惶诚恐，赶紧备课。第一学期连专业课都不敢上，因为很多老师《二十四史》都从没有读过。

　　入校以后，对比以前的工农兵学员，我们这一届刻苦多了。我们自己感觉不到，因为一直就是这个劲儿。但我们这一届比以前和以后的学生都要刻苦一些，毕竟学业荒废了10年，很多人年纪也大了，想补回来。

　　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运动。当时我是班级体育委员，经常找各种名目踢球，搞得大家跟着疯。那时候我们踢小场子，一边五六个人，找遍了比赛的名义，以宿舍名义啦，小组名义啦，年龄名义啦，天天踢，三伏天的中午也踢。那真叫大干啊！当时大家都像有浑身的力气使不完。

　　后来，我们这一届由于人少，国家也需要，走上不同的岗位后，都成了各个行业的佼佼者。

　　我们这一届人，可以自夸的，包括独立性、多样性、生活阅历丰富等，但要真说我们这代人有多少学识，这是不能吹的。我们读的书跟前辈、后辈比，那是比不过的。当知青时，偷书能偷几本呀？我们在最好的年龄，阅读的知识面其实是非常狭窄的，能零敲碎打读完几本书就算不错了。所以，我们多数人是生活在文化沙漠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