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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国：中国需要更多姓氏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5日20:02 青年参考
修“绿色长城”阻断沙尘暴 ：：作者 Nick Mulvenny ：：编译 王永生 当巨大的沙丘吞没邓宝桂(音译)的房屋之前，他还在内蒙古的一个村庄放羊、种小麦，他的家人已在那里生活了3代了。 7年前，沙漠以每年3公里的速度朝南推进，沙尘暴日趋严重，中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其解决办法对于一个拥有长城的国家来说很具有代表性。 中国着手建立“绿色长城”——700公里的防护林带与草地。到2010年，它将延伸到内蒙古、河北和山西省。邓所在的村子有478人，都是汉族。政府对他们重新作了安置，把他们原来住的地方腾出来建绿色防护带，北京希望这样能阻止沙漠进一步推进。 “从内心来说，我们是不愿搬走的，我们都很怀念自己的老家。离开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50岁的邓站在客厅里说，他现在住的是有4间屋的砖房，“可谋生越来越难了。这半年来，政府一次次来劝说我们。” 尽管官方人士说，在奥运会举办的8月份不会有沙尘暴袭击首都，但2001年北京取得奥运会举办权，无疑进一步地推动了“绿色长城”计划的实施。 2000年，邓的整个村庄都搬走了，住户们向南迁移20公里到了一个叫福泉的地方。这里有房子、井、公用厕所，每家每户分到2.5亩地，和一个用来放农作物收成的谷仓。 邓与妻子、女儿、儿子儿媳住在一起。他说，现在全家一年的收入是1万元，比上世纪90年代末最艰苦时期的收入高几倍。他说，最重要的是，不用再穿过沙漠了，交通方便了很多。现在他的孙子可以去上学了，而且看病也很方便。 福泉位于北京以北大约350公里的多伦县境内。到2000年，由于过度放牧、乱砍滥伐、风蚀和干旱，多伦县近90%的土地都受到了沙漠化影响。 此后，当地政府种植了263万株树，农民们不得不放弃小麦，改种草，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已禁止放牧。当地的一名官员说：“据我所知，沙漠化的情况得到了控制。沙漠化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这项工程在2000年才起步。要彻底阻止和控制住沙漠化，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 日本留学生回国前谈中国 ：：作者 丰田雄二郎 中国又快进入毕业时节了。部分在上海留学、即将在今年夏天离开中国的日本年轻人聚到一起，围绕日中关系的障碍——“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育”等主题，回顾了在中国的生活。这里就来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来自东京都、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田鹿伦基说：“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中国领导人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全部责任在甲级战犯身上的说辞，说服了本国人民。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没有问题，但日本首相的参拜行为是与政教分离原则相矛盾的。” 他说，“中国与日本相比，还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比如不讲文明礼貌等。但是，撇开这些不谈，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理解的。” 马场辅来自福冈县，在复旦大学留学。他说：“回到日本一看，美国人或日本人的行为举止也很差劲。在不给人添麻烦这一点上，也许中国人还做得更好。看到中国人在日本受欺负，真是感到气愤。日本媒体报道的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反日行为等，我在中国一点也没看见。” 来自高知市的田所真太郎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他说：“常常被人称为‘小日本’。中国人倾向于用出生地来衡量人，上海本地人就看不起‘外地人’。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有人对我说，‘日本应该赔钱’。日本是拿了钱出来的，以政府开发援助等方式，但周围的人几乎不知道这一点。” 来自名古屋、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的平野爱说：“中国人缺乏礼貌，这一点的确让人生厌。但回到日本后，又希望返回上海。在日本总是要看别人的脸色生活。在这里生活，比以前更增添了身为日本人的自豪感，不过有时也会因此有些盛气凌人。” (：：日本《东京新闻》) 在南半球吃粽子 ：：作者 ［新西兰］程明 去年端午节我在英国伦敦包粽子吃，今年却在南半球的餐馆里吃起了粽子。看来，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粽子吃。 我觉得粽子香不香，完全取决于粽叶的质量。如果粽叶是新鲜的，颜色一定是淡绿色中带一丝雾气，宛如绿色的磨砂玻璃。由新鲜粽叶包出的粽子，糯米也透露出淡淡绿色。如果是去年用过的粽叶，今年拿出来“回锅”，粽叶就呈棕色，至少没了7分香气。 粽子的口感如何，也反映出包粽子人的度量。如果包粽人大方地把米塞得实实的，那煮出来的粽子爽、滑、糯中还带韧性。如果包粽人图便宜，让粽衣给糯米留下许多余地，那出锅的粽子就会变得松散，有点像糯米饭了。 中国南北方人爱吃的粽子截然不同。北方人爱吃甜粽子，或者是纯米粽子，或者是大枣加米粽子，再就是豆沙加米粽子。吃的时候蘸糖。会吃的人蘸蜂蜜，让粽子的香气和蜂蜜的甜蜜相得益彰。有的吃家还加入桂花、果仁等配料，吃得是齿颊留香。南方人则爱吃咸味的粽子，粽子里包着香菇和肉。南方粽子的糯米用碱水处理过，呈咖啡色。这样吃起来不腻。 在海外华人里，很多是广东福建两省的早期移民，因此在海外吃粽子，大约总是能吃到碱水粽或者肉粽。 但很多从北方来的新移民，还是垂涎外婆包的白花花带一丝绿色的甜粽子。所以逐渐也有了卖甜粽子的餐馆。好在现在物流发达，华人超市里总能买到从中国进口的速冻粽子。买回家在开水中煮过，也能在端午节打打牙祭，稍解思乡之愁。 中国需要更多姓氏 如果把中国所有的王姓人士(总共9300万)分离出去，他们会成为世界上第十二大人口大国。8800万的张姓人口，可以吃尽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年分发给82个国家的人们的每一粒面包屑。 而且中国叫李刚(Li Gang)的人数，相当于英国伦敦西南萨里郡的总人口。13亿多人只有100多个姓氏，中国政府面临如何区分“不同人同一姓名”的问题，例如如何在1300万名叫刘波(Liu Bo)的人中，找到想找的人。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除了人数最多的王、李和张姓，至少有2000万中国人使用包括陈、周、林等7个姓氏。男孩子最流行的名字之一，是只有两个汉字的“张伟”。如果你在街上喊这个名字，会有好几个人同时回头。有1／100的人口(1300万)取名为“刘波”。近年来的时尚是两字名，而不是更普遍的三字名，这更是加大了区分的难度。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杜鹏表示，这反应了“文革”后人们渴望过一种更平静和简单的生活。而这种“平静”和“简单”带来的结果，就是有超过100万人叫“李刚”，76.5万人叫“王勇”。 其实，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所取的名字同样令人糊涂。数百万婴儿叫“解放”、“建国”或者“抗美”。在“文革”时期，流行的名字是“卫红”、“跃进”，甚至还有叫“文革”的。中国姓名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浩骅表示，名字的重复也给警察的工作造成困扰。 (：：英国《泰晤士报》) ：：作者 Jane Macartney ：：编译 邢涛 茶餐厅是香港的“文化遗产” ：：作者 黄佟佟 要了解香港，最简便的办法大约是傍晚时分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茶餐厅。透明门，雪青的灯光，电视声，全场雾气腾腾。精瘦的中年伙计眼睛一抬，不动声色，招呼你卡位就坐，五指一伸抓来5个杯子，半透明状的硬塑杯，有两个就重重地搁在你面前的玻璃桌上，玻璃下压着茶餐厅菜单，四周是明黄明绿的胶桌胶椅，墙上贴着明黄明绿的纸条“牛腩饭25元”“潮州打冷15元”……门口收银处铁定坐着一位肥嘟嘟、疑似老板娘的中年“师奶”，“叮”地打开抽屉，面无表情利落地把零钱丢出来。 据说，许多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什么都能忘记，一觉睡下，只有这茶餐厅的一声“叮”，总在午夜时响起。著名作家——“老顽童”倪匡在旧金山一待就是20年，回去香港，第一时间就是同老友跑到一家茶餐厅，记者问他，他用极不标准的广东话嘻嘻地说：因为这里才是香港。 小小的茶餐厅里有香港人的精神，那就是实在、灵活、变通、快速、明了、公道，以及个人顾个人的自在，香港人颇以茶餐厅为傲，原因很简单，这是他们自家发明的。茶餐厅的兴起是在“二战”后，香港人向往西式文化，但当时只有高级餐厅才有西式食物，而这些餐厅收费昂贵，且不太欢迎华人，为了让更多人以低廉的价钱享受西式食物，冰室及茶餐厅便相继兴起。虽然考证之下第一家茶餐厅在1946年才正式出现，但是现在的茶餐厅，不得了，听说要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香港地少人多，工作速度极快，价廉物美的茶餐厅遍地皆是，各有各的取胜之道，各有各的招牌菜式，粥、粉、面中哪怕只有一样出色，照样有人彻夜排队。在香港人看来，只有排队买，那才是对一个品牌的极度赞美和高度认同。如果有时间，有精力，你愿意待在哪个出名的茶餐厅门口，准能守候到一两个在此觅食的大小明星，香港的明星太多，地方太小，出名的茶餐厅主比名人更牛，并有合影的大照片，以证视听。 和香港近年的所有事物一样，茶餐厅也在北上，行内传闻四五年前，一过气港星花几十万在上海开了一家茶餐厅，刚开时每月毛利都够他买层楼，真是本小利厚的买卖。茶餐厅之所以热，在北上港人能一解相思之苦，在当地人是港式情怀，对着菠萝油、蛋挞、鲜虾云吞不由就想起了《阿飞正传》，真是最省钱的“意淫空间”。 我的老板2000年出差到北京时，回来还会说“北京啊，真土真土”，现在不敢说了，因为首都实在是日新月异，国际化大都市是“板上钉钉”，把广州抛得不止十万八千里。惟有茶餐厅的事，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的理解里，茶餐厅就是一个吃快餐的地方，怎么能用来谈事呢？ 要怪只能怪广州离香港太近，天天追着香港剧集看，拿着八卦周刊指指点点，既没有远看的胡乱爱慕的可能，也没有身处其中的切身热情，结果茶餐厅在广州成了“大排档”的升级版。 (：：英国《金融时报》) 北京市规定：宣传豪宅不得太张扬 ：：作者 David Eimer ：：编译 朱庆和 北京市长下令，房地产开发商们向中国的新富进行豪宅销售宣传时，不要太张扬，并指责他们造成了城市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 过去几年，那些写着诱人语句，如“高尚住宅”、“至尊”、“卓越”的大型户外广告牌，在北京屡屡可见。而对坐着拥挤的公交车上班，透过窗玻璃看着这些广告的许多北京居民来说，即便想拥有一套普通住房，也可能只是遥远的梦想。 自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以来，北京房地产市场就发展迅猛。过去3年，房价飚升了42%，仅今年头3个月就上涨了9%，使得一般中国人买房变得空前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年初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买不起房。新房每平方米平均售价已达8792元，而北京居民的年平均收入刚超过3.6万元，甚至一居室的房子都已超出了很多人的经济承受力。这导致人们对奢侈的住宅广告产生反感。 “连一个小户型都买不起，看到这类广告难免伤人自尊。”丽莉·李说。李小姐算是幸运的，她在2003年买了房子，那时房价还没开始狂涨。“到现在，我的房子价值差不多翻了两倍，现在让我买我也买不起了。”她说。 林涛(音译)是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名牙科医生，那些宣传顶级豪华公寓的广告牌，对他来说仿佛来自外太空的信息。“那不是我生活的世界，我不相信那些广告词。”林先生说。 那些豪宅门口有穿制服的保安把守，配有花园、运动场和游泳池。这种住宅完全不同于那些脏兮兮的单元楼，但大多数北京人只能住这样的房子，包括林先生一家。他与妻子2004年来北京后，租了个一居的房子一直住着，他们把6岁的女儿留在距北京700英里(1英里≈1.61公里)外的家乡让父母照顾着。 林先生说：“我们想买房子，想把女儿接来一起住，等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可以在这里念书了。但我们来这里时房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8000元了，我们买不起。现在已经涨到每平方米1万元了。” 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发展趋势会止住，也没有本地人会相信，对开发商豪言壮语的打压会使人们买得起房子。“我觉得政府最应该做的是缩小贫富差距。”林先生说，“禁止广告不会解决什么问题。”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旅游考验中国基础设施 ：：作者 Susan Fenton ：：编译 吴素萍 旅游官员说，中国旅游业与国内旅行的蓬勃发展将给中国的基础设施带来挑战。 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6年，中国总共接待了1.24亿游客，其中来自香港的游客占到了一半多，旅游业一共带来335亿美元的收入。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旅行目的地，每年将吸引两亿游客。 官员们表示，旅游业的增长将带动对酒店、交通以及其他旅游相关服务的需求，并可能造成目前的旅游基础设施吃紧的局面。 据太平洋亚洲旅行协会估算，未来10年，旅游业的发展将给中国创造18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也包括了在农村地区的急需岗位。 国际连锁酒店正在迅速扩张，例如英国洲际酒店集团旗下的假日酒店。北京以及上海的豪华酒店潜在过剩的危险，促使酒店业将经营目标转至低端市场以及中小城市，但这种发展速度有可能跟不上形势。 (：：香港《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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