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的精神状态堪忧：自杀事件不断

　　自杀并不是新鲜话题。生活压力不堪承受，自我期许难以达到，忧郁症的引发……一不留神，活着的人也可能被“自杀情绪”传染。

　　本报选登台湾《商业周刊》有关自杀的专题文章，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生。　　　　　　　　　　　　——编者

　　：：文　成章瑜

　　去年，每两小时零2分钟台湾就有一人轻生。自杀，就像你我的邻居，环绕在身边……

　　舞台上，独舞者在空椅上来回穿梭。争不完的椅子，抢不完的位子，争执、焦躁、不安、不断冲突的自我，应对着财富、名利、权势的喘息声，心力交瘁……这是台湾已故编舞家罗曼菲的作品《心之安放》。

　　不管你看见还是看不见，自杀事件就这样一直发生。

　　据台湾“卫生署”自杀防治中心统计，2006年，台湾自杀死亡人数飙至4313人，创下50年新高。如果换算以天为单位，等于每天有12人自杀，是10年前的2.3倍。

　　你可能没有想到，去年1年，台湾有147.2万人曾想过结束生命，有41.6万人确实出现过结束生命的行为，其中有13万人有两次以上结束生命的行为，这是台湾精神健康基金会2月7日发表的《2006台湾精神健康指数调查报告》中披露的惊人数字。

　　台湾畅销书作家王文华就在广播节目中说，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中学就读时的那一班同学，竟然已有3人自杀身亡。“台湾人的精神状态，真的生病了。”台大精神科医师胡海国说。

　　高自杀率数字背后其实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前年自杀数字产生了关键的变化——过去几年自杀人数多在3000人以下，但2005年突破了4000人。而且，有自杀低龄化现象。以2005年为例，每1.4天就有一个青少年自杀，自杀位居15～24岁的青年族群十大死因第二位(第一位是事故伤害)；而每10万人口即有7个青少年自杀身亡。同时，台湾已出现多起10岁儿童自杀案例。翻开报纸，父母携子全家自杀的案件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我很忧郁”

　　成流行词

　　“‘我很忧郁’，已经是这个年代最流行的词。”台湾精神科医师王浩威说。

　　携子自杀的家庭比率增加，这种形态是新贫、近贫加上心贫的全组合，也代表着这些家庭的某种对社会的绝望。社会变迁、信息爆炸、职场压力大增，属于精英族群的自杀案例增加，要求高、欲望大，很多人过不了自己生命困境的那一关。

　　值得重视的是，“两年前，90%～95%的自杀案例都有忧郁症或躁郁症的病史，但现在的案例，是妈妈带着孩子跳河，全家烧炭(煤气)自杀，显示台湾社会出了大问题。”心理咨询师、淡江大学教育心理系教授吕旭亚说。

　　“问问你自己，有多久没有回家了，有多久没打电话给你的亲人？”台湾大学精神科医师胡海国说。

　　除了经济因素外，根据此间“自杀防治中心”的统计，自杀成因中，经济因素虽是主因之一，但有超过3成的人是因为情感因素，显示台湾人际网络出现严重断裂。

　　台湾都市化越极致，社会孤鸟(指都市中孤独的人)越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在网络上on　line(联机)，却在情感上off　line(断线)。”王文华说。“每一个自我，都惊惧于人际关系的痛苦，因为充满不对称性及不安定性。我可以对人家不好，但人家不能对我不好。”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秘书长林昆辉分析。

　　似乎，台湾大多数人都忘了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目前的景象是，帮助别人没有热忱，对社会也没有很多承诺。

　　一人自杀

　　影响六人

　　也许你会问，别人自杀关我什么事？据“自杀学之父”——美国的爱德温·史纳曼估计，每一人自杀死亡，至少会影响6个自杀者的亲友，“因为自杀是会模仿的。”“国立”台北护理学院生死所教授林绮云说。

　　“自杀发生时，会延伸至家庭和更大的社群，不但会立刻引起波动，甚至会影响好几代人。”史纳曼说。

　　通常自杀者周边的人，会出现5种心理情境：震惊否定、讨价还价、愤怒、沮丧、接受。许多人会说，忘了这件事，往前走，“但我们大多无法往前走，我们需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需要彻底经历这一切，才能真正走出来。”史纳曼说。

　　竞争，让我们常常做超乎自己能力的事。“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压力常常超过脑力的负荷，易怒、思绪杂乱、焦躁不安。”胡海国说。

　　忧郁及自杀，已是21世纪的新病。“自杀，从科学角度来讲，其实代表脑部生病了。”胡海国说。

　　现代脑科学已经可以清楚地分析出，自杀身亡的人身上，脑部出现解剖及化学上的变异：原本在脑中有安定人心作用的血清张力素，在自杀者脑中会出现混乱的讯息，使得整个血清张力素系统出现紊乱失控状态。“但因自杀是禁忌，大家不愿面对这个黑盒子。”胡海国无奈地说。

　　生命的花园中，你是谁？

　　：：文　成章瑜

　　包括台湾教育在内的现代社会教育，只注重如何成功，而非如何生活。

　　今年初，台湾《商业周刊》曾推出“快乐国丹麦”专题，探索曾经是高自杀率的北欧雪国，为何能转型为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剥丝抽茧后发现，这与改革后的教育价值的转变有相当大关系。诚如一位丹麦教育家所说：“增加知识固然重要，但若一个人无法体认人生的重要，那么所有的知识都没有力量。”丹麦人不重在教育孩子可以做些什么，赢过多少人，而是重视“我是谁”的自我探索与认识。

　　你为什么而活

　　反观台湾，教育努力传授一个又一个的知识。“但是没有人教你，你是谁？你为什么而活？”台湾阳明、中央、交大、清大四校联合校长曾志朗说。如何学习成为一个“人”，过程是挣扎的。从“我想成为”、“我能成为”，到“真正的我是谁”，而不是“我应该是谁”的历程间，中间有太多的选择、挣扎、抗拒、接受、适应、改变和突破，但是我们通常只追求标准答案——如何成功，而非如何活。许多人的厌世和不快乐，都与“我是谁”的定位不清楚有很大关系。

　　儿童期的人格发展影响一个人至深，很多研究都发现，许多自杀或忧郁症的成因，从早期人格发展中就已埋下导火线。

　　什么是黄金人格期

　　零到一岁的儿童，是发展自信及安全感的关键期。此时的孩子需要肢体的接触，像拥抱、亲吻、握手，需要父母或重要他人如老师的倾听。如果缺少肢体的接触，爱的匮乏会让孩子在未来遇到挫折时，因缺乏安全感转而攻击自己。别小看只是母亲的短暂离去，孩子都会有“分离焦虑”。

　　3岁定终身也是有道理的。1～3岁的孩子开始探索世界，这时吃饭掉饭粒，或是玩电插座，父母的态度不应是打骂制止，而是握住小手教导。如果阻断探索心，孩子的存在感自然低落。

　　3～6岁，则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好奇，父母这时要正确的引导认知，否则孩子长大后，会有罪恶及内疚的情感性疾患。如10岁的小祥，下了课喜欢和同学一起打球，打完球再回家写功课，但父母认为打球会影响成绩，不让他打，小祥很沮丧，跟同学说，他好想死。

　　6～12岁，是孩子通过老师和同学，开启认识世界的窗口的阶段，许多父母这时都忘记放手。孩子依附在父母的观念下成长，看不到自己的长处，未来不会跟自己相处，也不会跟别人相处。反之，社会适应力越高，受挫的能力也会越好。

　　12～18岁的孩子，必须在同学关系里找到自我认同，是进入大社会前的关键期。这时的孩子需要同学与团体关系证实自我的存在。但父母都怕孩子飞走，对于同学人际关系反而严格限制，导致孩子的感情没有出口，自我角色也会混乱。

　　“后青年”忧郁

　　回头想想，在你的生命历程中，你是怎么过的？你的父母又是怎么要求你的？

　　执业20年的精神科医师王浩威说，在他的病患中，最近出现庞大的“后青年”及“后中年”忧郁问题。站在事业成功的顶峰，人生突然走不下去了。因为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何而战？“自我概念被压抑，很容易失去自发性动机。”王浩威说。黄金人格期中自我系统的发展，深深地影响成人期所有生涯发展是否顺利，以及一个人终生追求的价值。

　　观看自己的生命历程，有时很残忍，但也是人生找到下一个出口的必要路径。

　　当很多人还在思考我是谁时，四校联合校长曾志朗很小就开始思考：“我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曾志朗说，就生物的多样性来思考，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命花园。真正的多样性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没关系，别人跟我不一样也无所谓，在不一样里，也许生活情境很好，也许并不理想，两者间如何找我的定位，然后如何增进我自己。这个世界，有木匠、有工匠、有科学家、有舞蹈家，也有扫地的清洁工，这个世界组合起来就很美。“了解生命，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去想。”他说。

　　“这么多人想放弃生命，因为生命中缺少一份值得。”台湾政治大学心理系教授许文耀说。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但是陪着他面对人生的，其实只是妈妈刚出炉的馒头，一种热腾腾、冒烟的幸福。这里面有一个愉快的记忆，就是孩子跟妈妈→做的过程→相互的陪伴→慢慢变出馒头→好吃的香味……生命中真正的曙光，常常就是来自重要他人，及共同相处的发展历程。

　　努力不能解决一切

　　“我已经够努力了！”“我的努力就到这了。”“你不要叫我再努力了。”这是很多孩子和父母的对话。努力，也是目前生命困境的一大迷思。努力不等于能力，努力并不能解决一切。“我们应该强调能力增强观，遇到挫折，能力不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学习来增强，看到自己能力的长处，就能设计脱困的方法。”许文耀说。当做到欣赏、悦纳、肯定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并尊重别人，身心自然能安适地立足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