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国家崛起影响香港

　　

　　2006年，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接受媒体采访。洪少葵摄

　　人物坊 叶刘淑仪

　　1950年8月24日香港出生，籍贯广东南海，已婚，育有一女。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曾任副行政署长、副工商司、工业署署长，1998年担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是担任保安局局长的首位女性，2003年7月以私人理由辞去保安局局长职务。因处事果断冷静，被称为香港“铁娘子”。

　　前保安局长如今向政府“示威”

　　叶刘淑仪：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雨。英国人检阅他们军队时，下着很大的雨，很多被邀请的宾客都很狼狈。我也在现场，我作为入境处长是去参加观礼的。幸好我是穿制服。

　　新京报：回归以来，你的身份也有几次大的转变，从管理六万纪律部队的铁腕局长，到美国

留学生，再到现在创办汇贤智库。最近你的智库举办了一个讨论，是关于政府不重视科技的。

　　叶刘淑仪：现在香港由对科技没有经验与兴趣的人管理着科技部门。业界很忧虑，特别是他们知道科技创新署的署长很快就要退休了，不知道接替他的人是不是有经验的。

　　新京报：举行了游行示威？

　　叶刘淑仪：我们是举行了一场示威，但没有上街，没有游行。

　　新京报：以前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吗？从管理游行示威的局长到参与示威，感觉如何？

　　叶刘淑仪：从来没有过。开始不习惯，后来就很投入了。我不是为了示威而示威，不是胡乱去示威，而是真的有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表达我们的不满，才采取这样的措施。

　　新京报：那你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动作？

　　叶刘淑仪：我们要继续推动政府有一个科技政策，我们觉得香港发展科技创新，应该跟内地合作，回归十年了，我们错过了太多。内地其实一直在向我们招手，特别是深圳，我们没有好好回应。

　　了解政府背景用民间视角看问题

　　新京报：你现在还参与一些民间的公益诉讼，如反对2003年政府开收的400元“外佣税”。这出于什么考虑？

　　叶刘淑仪：我们这个智库对好几个方面都有兴趣，科技创新、教育、中产、价值观认同等问题。家庭佣工收400元再培训费是中产的问题。对于中下层中产，是个不小的负担。

　　新京报：由于原来在政府中工作的关系，你是不是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更有针对性？

　　叶刘淑仪：不是关系，而是自己本身的知识，比较了解政府政策的背景。这种知识对我现在做的很有帮助。

　　新京报：身处民间的体验，对你来说是不是全新的？

　　叶刘淑仪：当然是新的，我现在看问题都是从民间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以前在财政司工作时，我们常常说消灭政府财政赤字，从政府的立场当然是对的，要搞好收支平衡。但现在从民间来看，当我们的经济已经萎缩时，是不是我们的公营机构也同时萎缩？

　　新京报：回归十年来，你对香港经济怎么看，传统优势还在吗？

　　叶刘淑仪：我们很多传统的优势都在减弱，物流方面，流到香港的越来越少，而且价格太贵；旅游方面，虽然自由行很成功，但都是低增值的，我们自己搞的迪士尼与缆车计划都不是很成功；地产方面，地产商自己都知道，发展地产的黄金期已经过了，中低档的还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金融很重要，但很快就要面对一个大的变局，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了怎么办？香港以前别的选择很多，但现在选择面越来越少，所以一定要发展科技。

　　新京报：你以前也在香港管理过经济，怎么看香港以后经济发展的方向？

　　叶刘淑仪：我在贸易署干过三年，当过副工商司，也当过工业署署长。最重要我在硅谷待过四年，我明白经济发展的模式，搞高增加值，提出经济发展的档次，必定要科技创新。香港从来都是重视贸易，不重视工业，这是一个殖民地的传统。香港成为殖民地的原因就是英国人要搞贸易，五口通商。同时殖民者也不会在殖民地投放太多的科技。殖民者很短视，而且重视收支平衡。在增加香港的创新能力方面，起步是晚了。

　　香港文官制度源自中国科举精神

　　新京报：你在香港有28年的

公务员经验，你怎么看香港的文官制度？

　　叶刘淑仪：有留美权威华裔学者研究认为，英国人在港实施的公务员制度来自于中国科举。共同点是以能力取士。当公务员要经过公开的、竞争激烈的考试。香港公务员与内地相比，我们可能更注重管理，特别是效率。

　　新京报：那香港是如何来保证做到呢？

　　叶刘淑仪：素来我们都是奉行高薪养廉的。你当政务官，虽然不可能大富大贵，但薪酬也会在物质上给你很不错的生活，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会有很大的满足感，有不同的挑战，会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信念。一些雇主也指出过，高层薪酬不是特别好，但中下层是很不错，而且很稳定，可以吸引人才。

　　新京报：现在你从公务员中退出来，怎么看香港公务员制度的不足？

　　叶刘淑仪：第一是没什么政治训练，现在要走到台前解释政策，打造一些形象，这种公关的政治技巧，根本没有训练过。第二就是我们都是英国人“通才”的概念，但现代社会越来越来专业化，很多领域都是需要很专业的知识的，我们的政务官都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的。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叶刘淑仪：以前的政务官都是来自香港大学，而且都是念文科的，历史、文学。这是英国人的传统，官员要有一个好的人文背景。另外我们的学校实行英国人的制度，很早便分了文理，选课比不上美国那么广泛，所以说我们的政务官学识是不够全面的。

　　新京报：有学者指出，当年的“八万五”政策，政府起楼，加大供应房屋，抑制

房价，是香港经济不振的原因之一。

　　叶刘淑仪：在“八万五”政策前，香港经济已严重泡沫化，住房早已超过居民正常的薪酬增长可以负担的水平，是不建康的。所谓“八万五”政策是加大房屋的供应，房屋的供应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很多的，短期没有真正的影响，最不幸的事就是董先生在讲这件事的时候，碰到了亚洲金融风暴。所以不能说是“八万五”造成的。

　　新京报：你曾多次说董先生是个好人。

　　叶刘淑仪：董先生是非常忠厚的人，他做事的出发点都好的，他是一位君子，而且他是尽心尽力为香港人服务。

　　回归十年香港人英语水平退步

　　新京报：2003年辞职后，听说你打算到美国学明清文学？

　　叶刘淑仪：我在香港大学学的英国文学，在苏格兰读英国文学，1986年到1987年在斯坦福的商科学院学习，念管理的课程，微观与宏观经济都有涉及。2005年斯坦福大学收我当博士生，本来想研究中国明清文学的，但它在这个专业没有好的老师。于是我就念东亚研究。

　　新京报：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如何？

　　叶刘淑仪：我在美国就过一般超龄学生的生活了。有人问我，你美国的同学是不是很怕你，你在香港是保安局长，我告诉他们，很多美国人不知道香港在哪里。香港有时有点太自我了，香港有些事情自以为是国际轰动的事件，其实在美国没人报道。反过来，中国的一件小事情，都会上Yahoo.现在中国是大国，香港人不明白的。在美国就会明白国家的强大。

　　新京报：回归十年，你觉得对香港影响最大的事是什么？香港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叶刘淑仪：就是国家的崛起。最大的变化，政治而言就是越来越多元化，开放了，比原来竞争大了很多。以前制定政策都是官员垄断的，现在变化了很多，当官的越来越多了。还一个大变化是香港人的英语退步了。

　　新京报：你常去内地吗？

　　叶刘淑仪：常常去，我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就是在浙江买的。淡水珠，你看多漂亮。我刚刚去了义乌，写了一篇文章来概括义乌的模式。上个月我去了广州，今年年初去了天津，下个月还要去上海、苏州。

　　新京报：内地和香港的竞争，你怎么看呢？

　　叶刘淑仪：内地很快就会赶上香港了。内地的发展势头非常好，而且心态好，非常积极向上。要是我们香港不加把劲，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就会真的有危机了。而且我看内地很多学生非常努力，这也是我们下一代所缺乏的。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香港精神？

　　叶刘淑仪：从无到有，自强不息，奋斗向上。但是现在拼搏精神不如从前了。因为我们是发达社会了。

　　-记者手记

　　依然是一身套装、红色的指甲油、鲜艳的口红，偶尔有淡淡的笑容，“铁娘子”如故。虽然已离开公职许久，但叶太在提到公务员时，仍然常常用“我们”来指称。但是叶太在看问题的视角上，明显已经转到民间。

　　两次的拜访，发现叶太并没有因为从政府转到了民间，就闲了下来，行事日程还是满满当当，连最爱的阅读都被挤到了边角。叶太在各个媒体上，始终在为香港的科技战略大声鼓呼，也为了这个目标，放下身段，参加了从来没想过的示威之举，让人刮目相看。

　　谈到以后参选特首的可能，叶太一略而过，并没有回应。不过在她心中也为香港特首确定了条件，“领导香港人应该有两个条件，第一爱国一定要，同时有办事能力。”

　　本版采写：本报特派香港记者 徐春柳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