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与那一代企业家

　　冯仑与“万通六君子”的成长史可说是中国十几年来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典型之一

　　特约记者 韩雨亭

　　在位于万通集团的办公室兼书房里，冯仑轻描淡写地谈着当年的传奇经历，没有太多的遮遮掩掩。

　　当然，在交谈的过程中，你也会偶尔感觉他性格中的复杂：温厚中夹杂了尖刻，睿智中透露出诚实，风趣中略带着狡猾，成熟里显现了天真……在时代与岁月的激荡与冲刺中，每个人都是矛盾与复杂的。冯仑身上凸显着他那个时代创业者们的特点与共性。

　　他曾经是一位在国家机关搞研究，写文章的“体制文人”，而后成为下海商人，经历了饥饿、流浪、折腾、成功……他所创办的万通集团走到今天已经16年，冯仑把自己16年的创业史，写成了一本名叫《野蛮生长》的书。他说：“这是一本反映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心灵史的作品。”

　　冯仑下海的16年，也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迅速更替与分化的年代。十多年间，群雄并起，聚散离合。王石，牛根生，黄宏生，李东生，顾雏军等人分别代表了那一代企业家不同的脸谱与命运。

　　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几位号称“万通六君子”的人生际遇与命运，也在这十几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从贫穷到富有、从呼啸聚义，到各为诸侯，最终都成为了商业江湖中的风云人物。

　　个人命运，不过是大时代的微小缩影。

　　历史没有真相

　　冯大哥、京城大侠、地产大亨、枭雄、小诸葛、地产理论家、学者、博士……叠加在冯仑身上的这些雅号让人有些眼花缭乱。

　　曾经有人问冯仑：“如果你要是写作自己的回忆录，你第一句话会怎么说？”

　　“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 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这是他的回答。

　　冯仑说在很多写他的文章中，没有一个像他的，但是他也写不出自己。所谓人在江湖，真的假的有时也难以辨别。

　　他属于五十年代人，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从小教会了他写文章和画画。上初中的时候，冯仑就开始看《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书，家庭背景又让他在文革期间，能凭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诸如《尼赫鲁传》、《基辛格传》、《光荣与梦想》……

　　然后，真正影响到冯仑人生的，却是他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马鸿模，这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家出身，性格强悍，闹过学运，组织过武工队，出生入死，最终官拜解放军正师职，分配到中央党校。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党校。当时马鸿模留着光头，身着黑衣，抽着根很粗的雪茄。后来冯仑拜马鸿模为干爹。

　　干爹成了冯仑的精神教父，在他的身上，很多地方都折射出马老爷子的影子——一种既有知识分子的逻辑与理性，又混杂着土匪气质的复杂人格。 “我老了会很像他(干爹)，我根本不会退休，就是要折腾。” 冯仑说。在他的钱夹里，放着两个故去男人的照片。一个是阿拉法特，另一个是他的干爹。

　　在中央党校，冯仑读了很多书，比如马列原著，不仅读德文版，也读英文版，不同的版本对照着读，连标点和注释都互相比对。

　　“我们以前受了很多正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教育方式。在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哭得很厉害，伤心欲绝；后来我到中央党校的港台阅览室看到了一本画册，有一张蒋介石死时的图片，上面台湾民众也哭得很厉害。蒋介石不是被咱们宣传成坏人吗，坏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哭呢。于是，我便发觉所谓的是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非。”

　　他说自己的阅读习惯，是不单方面地相信一种资料来源，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他也经常同时拿几个版本来读。相比那些所谓“正史”，他更倾向于读“野史”。他甚至认为：“历史永远没有真相。”

　　事实上，不仅大历史如此，个人历史也不例外。“当时我们万通公司创业的六个人，虽然共同经历了十五年，但对细节的回忆，大家又都不太一样。我今天讲的故事，只是为了给今天的人看。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写来都是给当代人看的。”

　　江湖规则

　　1991年6月，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后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这六个人中，冯仑与王功权的经历相似，都在体制里呆过。冯为人谦和，以兄长待人，而且他脑子活络，有政治眼光；王功权曾任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机处理；潘石屹年轻一些，在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上，较为海派，做事目的明确，咄咄逼人；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爱争抢，举重若轻，扮演着任劳任怨的实干家的角色；王启富则爱憎分明，讲义气，真性情；刘军性格直率，在万通分家之际，他是惟一敢坐在桌子上，指着冯仑鼻子对他咆哮的人。

　　就是这六个性格鲜明，各有所长的男人，共聚一堂，呼啸聚义，在海南开始了披荆斩棘的江湖征战。

　　从1988年海南建省起，中央给予了海南这个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这给海南带去了机遇和疯狂，大量资金涌进这里，甚至出现了“十万大军下海南”的盛况。

　　但当时那是一个没有现代商业规则的地方。冯仑他们去跟人谈生意、谈合作，很多时候生意都是在夜总会里谈成的。他们还经历过在夜总会里被人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的事。万通公司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遵循的是一种江湖规则。

　　“每一个创业者都积累了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但中国变化太快，很多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尔有这么一两条原则可能还有用，比如说按商业规则而不是按照江湖规则来游戏。以前，我看到在海南有很多朋友之间是砍砍杀杀的，这是江湖规则，这都是要过去的。”

　　冯仑把他们“万通六君子”的结合统称“梁山模式”。多年之后他看了不少研究水浒、太平天国以及民国土匪的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和他亲历的江湖故事有关。

　　君子分家

　　在“万通六君子”还没出现分歧的时候，兄弟几个曾去拜访万科老总王石，王石观点明确地认为：“冯仑几个虽然是热血青年，但是今后面临到利益冲突，一定会出问题。”兄弟六人没把王石的提醒放在心上，甚至还很恼火，认为这低估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情义。

　　可没想到王石的预言成为了现实，“万通六君子”最终还是因为理念等方面的不同出现分歧，最终分崩离析，各立门户。潘石屹带着他的“SOHO”系列成了地产新贵，王功权转行创办“鼎晖创投”，易小迪也搞起了阳光100集团，王启富成为了“海帝地板”的总裁，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在四川从事农业项目，做着果蔬保鲜、储藏加工和营销的买卖。只有冯仑一直留在万通集团。

　　今天看来，六人的分歧代表着不同的价值面向，或者说背后还有决定这种价值选择的性格差异。

　　好在“万通六君子”分开后，虽然大多数仍还留在房地产业，但彼此之间并没有成为市场上绝对的敌人。潘石屹的SOHO中国、易小迪的阳光100都曾是万通的“敌人”，可多年过去，他们都和平共处，甚至在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共进退。

　　谈到在处理痛苦的人际关系时，冯仑又拿出了他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那一套：“在我很困难的时候，我读得最多的是《道德经》。《道德经》对我的世界观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觉得自己是万通的董事长，把它背在身上，我就让自己变小了。如果我没有什么角色，就拥有自由，就会变得强大。这便是老庄的‘虚无’……”

　　也许，正因为从传统中吸纳的知识，可以让一个外表斯文、内心柔弱的读书人，变得豁达、坚硬。而他在体制内工作所积累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更成为他的企业长期发展的养分。而这些，其实也都是转型期民营企业家必不可少的力量。

　　文化印记

　　回首往事，冯仑感慨：历史就是要委屈一些人，它让你死，你就死了，这就是历史的代价。

　　冯仑与“六君子”的成长史可说是中国十几年来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典型之一，他们体会了中国商业秩序逐渐生长的过程。他们没有“死”。

　　冯仑在自己写的那本《野蛮生长》中，只提到两个中国企业家代表，一位是失败者牟其中，另一位则是成功者王石——这两个人都在冯仑的创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牟其中是他在万通公司之前的老板，冯仑曾是牟其中第一幕僚；王石则兼是冯仑的老师与好友。

　　冯仑这样评价自己的前老板牟其中，“他的商业逻辑是对的，但他的社会逻辑却是错的，但任何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都必须注意这两者的配合。”

　　冯仑和王石有着不同的个性和人格，但又彼此欣赏。一方面，王石可以说是冯仑在生意场上的学习榜样，凡是公司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冯仑就打发下面的人看看万科怎么解决的，冯仑为此还曾写了篇名叫《学习万科好榜样》的文章。 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性格又的确太不相同，冯仑说：“我不登顶，能不登顶就不登顶，他(王石)是以登顶为目的，我以不登顶为取舍。”

　　在写完《野蛮生长》这本书后，冯仑想写《历史现场读大历史》,“走遵义、走延安、走庐山、重读中共党史，研究微观的细节，寻找现场亲历的感觉。”或者，他想以此洗掉身上的江湖习气和草莽精神，回归到文人本分。

　　“除了商人，我最想当的是知名

文化人。当文人有三种选择，一种叫反对文人，他们最终可能成为正义的象征与真理的守护者，但这种人容易掉脑袋；第二种叫走狗文人，他们的任务是拍马屁，这种文人生活得可能不错，但内心苦恼；第三种叫流氓文人，写点鸳鸯蝴蝶，文人骚客的东西。”

　　“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最早从国家文职人员开始，到后来的下岗、流浪、打工，到自己办公司，走进江湖，开始一种狂放不羁的表达，这个过程正好是从走狗文人开始，没留神成为反对文人，最后成为流氓文人。”而文人情结，其实是那一代企业家身上共同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