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与那一代企业家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6日17:49 南方人物周刊

  冯仑与“万通六君子”的成长史可说是中国十几年来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典型之一

  特约记者 韩雨亭

  在位于万通集团的办公室兼书房里,冯仑轻描淡写地谈着当年的传奇经历,没有太多的遮遮掩掩。

  当然,在交谈的过程中,你也会偶尔感觉他性格中的复杂:温厚中夹杂了尖刻,睿智中透露出诚实,风趣中略带着狡猾,成熟里显现了天真……在时代与岁月的激荡与冲刺中,每个人都是矛盾与复杂的。冯仑身上凸显着他那个时代创业者们的特点与共性。

  他曾经是一位在国家机关搞研究,写文章的“体制文人”,而后成为下海商人,经历了饥饿、流浪、折腾、成功……他所创办的万通集团走到今天已经16年,冯仑把自己16年的创业史,写成了一本名叫《野蛮生长》的书。他说:“这是一本反映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心灵史的作品。”

  冯仑下海的16年,也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迅速更替与分化的年代。十多年间,群雄并起,聚散离合。王石,牛根生,黄宏生,李东生,顾雏军等人分别代表了那一代企业家不同的脸谱与命运。

  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几位号称“万通六君子”的人生际遇与命运,也在这十几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从贫穷到富有、从呼啸聚义,到各为诸侯,最终都成为了商业江湖中的风云人物。

  个人命运,不过是大时代的微小缩影。

  历史没有真相

  冯大哥、京城大侠、地产大亨、枭雄、小诸葛、地产理论家、学者、博士……叠加在冯仑身上的这些雅号让人有些眼花缭乱。

  曾经有人问冯仑:“如果你要是写作自己的回忆录,你第一句话会怎么说?”

  “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 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这是他的回答。

  冯仑说在很多写他的文章中,没有一个像他的,但是他也写不出自己。所谓人在江湖,真的假的有时也难以辨别。

  他属于五十年代人,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从小教会了他写文章和画画。上初中的时候,冯仑就开始看《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书,家庭背景又让他在文革期间,能凭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诸如《尼赫鲁传》、《基辛格传》、《光荣与梦想》……

  然后,真正影响到冯仑人生的,却是他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马鸿模,这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家出身,性格强悍,闹过学运,组织过武工队,出生入死,最终官拜解放军正师职,分配到中央党校。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党校。当时马鸿模留着光头,身着黑衣,抽着根很粗的雪茄。后来冯仑拜马鸿模为干爹。

  干爹成了冯仑的精神教父,在他的身上,很多地方都折射出马老爷子的影子——一种既有知识分子的逻辑与理性,又混杂着土匪气质的复杂人格。 “我老了会很像他(干爹),我根本不会退休,就是要折腾。” 冯仑说。在他的钱夹里,放着两个故去男人的照片。一个是阿拉法特,另一个是他的干爹。

  在中央党校,冯仑读了很多书,比如马列原著,不仅读德文版,也读英文版,不同的版本对照着读,连标点和注释都互相比对。

  “我们以前受了很多正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教育方式。在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哭得很厉害,伤心欲绝;后来我到中央党校的港台阅览室看到了一本画册,有一张蒋介石死时的图片,上面台湾民众也哭得很厉害。蒋介石不是被咱们宣传成坏人吗,坏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哭呢。于是,我便发觉所谓的是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非。”

  他说自己的阅读习惯,是不单方面地相信一种资料来源,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他也经常同时拿几个版本来读。相比那些所谓“正史”,他更倾向于读“野史”。他甚至认为:“历史永远没有真相。”

  事实上,不仅大历史如此,个人历史也不例外。“当时我们万通公司创业的六个人,虽然共同经历了十五年,但对细节的回忆,大家又都不太一样。我今天讲的故事,只是为了给今天的人看。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写来都是给当代人看的。”

  江湖规则

  1991年6月,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后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这六个人中,冯仑与王功权的经历相似,都在体制里呆过。冯为人谦和,以兄长待人,而且他脑子活络,有政治眼光;王功权曾任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机处理;潘石屹年轻一些,在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上,较为海派,做事目的明确,咄咄逼人;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爱争抢,举重若轻,扮演着任劳任怨的实干家的角色;王启富则爱憎分明,讲义气,真性情;刘军性格直率,在万通分家之际,他是惟一敢坐在桌子上,指着冯仑鼻子对他咆哮的人。

  就是这六个性格鲜明,各有所长的男人,共聚一堂,呼啸聚义,在海南开始了披荆斩棘的江湖征战。

  从1988年海南建省起,中央给予了海南这个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这给海南带去了机遇和疯狂,大量资金涌进这里,甚至出现了“十万大军下海南”的盛况。

  但当时那是一个没有现代商业规则的地方。冯仑他们去跟人谈生意、谈合作,很多时候生意都是在夜总会里谈成的。他们还经历过在夜总会里被人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的事。万通公司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遵循的是一种江湖规则。

  “每一个创业者都积累了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但中国变化太快,很多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尔有这么一两条原则可能还有用,比如说按商业规则而不是按照江湖规则来游戏。以前,我看到在海南有很多朋友之间是砍砍杀杀的,这是江湖规则,这都是要过去的。”

  冯仑把他们“万通六君子”的结合统称“梁山模式”。多年之后他看了不少研究水浒、太平天国以及民国土匪的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和他亲历的江湖故事有关。

  君子分家

  在“万通六君子”还没出现分歧的时候,兄弟几个曾去拜访万科老总王石,王石观点明确地认为:“冯仑几个虽然是热血青年,但是今后面临到利益冲突,一定会出问题。”兄弟六人没把王石的提醒放在心上,甚至还很恼火,认为这低估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情义。

  可没想到王石的预言成为了现实,“万通六君子”最终还是因为理念等方面的不同出现分歧,最终分崩离析,各立门户。潘石屹带着他的“SOHO”系列成了地产新贵,王功权转行创办“鼎晖创投”,易小迪也搞起了阳光100集团,王启富成为了“海帝地板”的总裁,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在四川从事农业项目,做着果蔬保鲜、储藏加工和营销的买卖。只有冯仑一直留在万通集团。

  今天看来,六人的分歧代表着不同的价值面向,或者说背后还有决定这种价值选择的性格差异。

  好在“万通六君子”分开后,虽然大多数仍还留在房地产业,但彼此之间并没有成为市场上绝对的敌人。潘石屹的SOHO中国、易小迪的阳光100都曾是万通的“敌人”,可多年过去,他们都和平共处,甚至在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共进退。

  谈到在处理痛苦的人际关系时,冯仑又拿出了他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那一套:“在我很困难的时候,我读得最多的是《道德经》。《道德经》对我的世界观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觉得自己是万通的董事长,把它背在身上,我就让自己变小了。如果我没有什么角色,就拥有自由,就会变得强大。这便是老庄的‘虚无’……”

  也许,正因为从传统中吸纳的知识,可以让一个外表斯文、内心柔弱的读书人,变得豁达、坚硬。而他在体制内工作所积累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更成为他的企业长期发展的养分。而这些,其实也都是转型期民营企业家必不可少的力量。

  文化印记

  回首往事,冯仑感慨:历史就是要委屈一些人,它让你死,你就死了,这就是历史的代价。

  冯仑与“六君子”的成长史可说是中国十几年来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典型之一,他们体会了中国商业秩序逐渐生长的过程。他们没有“死”。

  冯仑在自己写的那本《野蛮生长》中,只提到两个中国企业家代表,一位是失败者牟其中,另一位则是成功者王石——这两个人都在冯仑的创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牟其中是他在万通公司之前的老板,冯仑曾是牟其中第一幕僚;王石则兼是冯仑的老师与好友。

  冯仑这样评价自己的前老板牟其中,“他的商业逻辑是对的,但他的社会逻辑却是错的,但任何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都必须注意这两者的配合。”

  冯仑和王石有着不同的个性和人格,但又彼此欣赏。一方面,王石可以说是冯仑在生意场上的学习榜样,凡是公司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冯仑就打发下面的人看看万科怎么解决的,冯仑为此还曾写了篇名叫《学习万科好榜样》的文章。 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性格又的确太不相同,冯仑说:“我不登顶,能不登顶就不登顶,他(王石)是以登顶为目的,我以不登顶为取舍。”

  在写完《野蛮生长》这本书后,冯仑想写《历史现场读大历史》,“走遵义、走延安、走庐山、重读中共党史,研究微观的细节,寻找现场亲历的感觉。”或者,他想以此洗掉身上的江湖习气和草莽精神,回归到文人本分。

  “除了商人,我最想当的是知名

文化人。当文人有三种选择,一种叫反对文人,他们最终可能成为正义的象征与真理的守护者,但这种人容易掉脑袋;第二种叫走狗文人,他们的任务是拍马屁,这种文人生活得可能不错,但内心苦恼;第三种叫流氓文人,写点鸳鸯蝴蝶,文人骚客的东西。”

  “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最早从国家文职人员开始,到后来的下岗、流浪、打工,到自己办公司,走进江湖,开始一种狂放不羁的表达,这个过程正好是从走狗文人开始,没留神成为反对文人,最后成为流氓文人。”而文人情结,其实是那一代企业家身上共同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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