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施政引发争议

　　□文 本刊记者 王 春

　　在个性官员们为中国政坛吹进阵阵新风、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也因为其张扬的个性引来了争议。有人认为，个性官员过多地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施政目的，即所谓的“铁腕”执政，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行为，与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不一致。有人担心个性官员们推行的改革会形成孤岛效应，缺乏制度保证而不能稳定推行，担心人走政息。更有人认为，政策权威不能仅靠个性官员来捍卫。

　　人治？法治？

　　尽管个性官员的“铁腕”施政最后带来的是社会经济的超常发展，但“铁腕”带来的阵痛却引发了人治和法治之争。

　　李仲彬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举，被有的人视为搞“专制”、“独裁”，李本人甚至被骂为“军阀治政”。最令人尴尬的一幕是，在2003年8月该区组织的一次对17名区委、区政府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的民主测评中，李仲彬“作风民主”一项得分最低，得了12张“差”票。

　　但绝大多数的新都人承认李仲彬“是一个好官”，认为他推行的改革促进了新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新都政改”中推行的还权于民的举措正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而为的，他是在用人治的手段促进法治和民主进程。

　　仇和在沭阳和宿迁的“铁腕”执政一度引起轩然大波。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天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仇和所推行的雷厉风行的政策无不遭到了世人的冷眼和诋毁。在外界某些人看来，仇和的一些施政措施似乎不是侵犯了人权，就是与现行法规相抵触。

　　但仇和的支持者认为，正是这些被有些人认为似乎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促成了当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在仇和冷峻犀利的眼神里，“铁腕”施政是无奈的选择，是执著的痛苦，更是体制转换时期需用“重典”的战略性思考。在仇和看来，他快速推进、“铁腕”施政更是一种策略。“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仇和要用“铁腕”改革的高速度同反对改革的舆论打一个“闪电战”。

　　对于有人诟病仇和、李仲彬、吕日周等人“是人治，不是法治”的说法，另有人则认为，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人治——人制——法制——法治的不同阶段。任何法治行为的主体一定是人，只有人治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并通过法定的程序固定下来，最终才能达到法治。没有哪一个社会是纯粹的人治或者纯粹的法治，政治的运行实际上往往是在一种中间状态下进行的。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郭丹认为，在处于发展中的地区，要想在短时间改变不发达的现状，采用非常的行政手段，利用领导人的权威和魅力，强力施政，往往能迅速取得效果，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终还要靠民主和法治来推进。

　　而在个性官员们的眼里，“铁腕”施政只是手段，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吕日周实行两年多的“媒体治市”之后，长治回到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中来：起草新闻监督地方法规；启动了“五大监督”，即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法制监督、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吕日周把自己身体力行的“三深”、“三敢”、“三带”归结到人治范畴：“领导干部的带头、带领、带动，这是人的作用。人的作用从长期来讲是不完全可靠的，多数情况下只能解决表面的、局部的、临时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李仲彬的铁腕使新都最终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仇和强力快速施政后，采取了不少制度化的措施来巩固其改革的成果，其中一项是，在全国首推干部公示制。

　　孤岛效应？人走政息？

　　个性官员们都带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因突破旧体制框架而引发的变革和旧体制不可避免产生冲突。他们改革的主要矛头都指向遵循惯性思维的官员和吃财政饭的人，从而引起官场的强烈反弹。因此有人担心他们所倡导的改革命运难测，会产生人走政息的所谓孤岛效应。

　　吕日周对《长治日报》的批评与改造，使这份地方媒体恢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本身就具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本来就是党和国家赋予的。但很多人寄望于出台的地方新闻法规，希望《长治日报》监督权利的来源从市委书记的意志转变为法律的授予。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则对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什么样的书记，就有什么样的报纸。”这句话意味着，如果吕日周离开长治，那么《长治日报》监督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就变得前途莫测。

　　有人认为，“咸安政改”带着宋亚平个人的深刻烙印，咸安改革难以复制，归根结底在于难以复制宋亚平这样的个性官员。独特的经历和内心的政治抱负造就了个性独特的宋亚平。特有的经历让他对政府职能的看法更加清晰准确；经过多年的商海沉浮，宋亚平积蓄了可以使他后半生衣食无忧的财富，这让他能够做到为实现政治理想而改革，可以将乌纱帽放到一边进行改革。宋亚平自己也认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借鉴咸安的改革经验，但很少有人看到咸安改革的精髓。他开创出来的“咸安精神”是一种以改革统领全局，以改革求发展的精神，其意义不在于某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

　　军人出身的李仲彬转业到地方任职后，许多人猜测他会以相对集权的姿态出现，结果恰恰相反，他致力于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路，但从他固执地“铁腕”施政的角度来看，他又是“专制”的，但这不能否认“新都政改”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脉络，这其中或许留下了李仲彬性格中的“民本”印记。李仲彬是苦孩子出身，他知道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和官员，所以他的改革措施无不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而“铁腕”施政的仇和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行事风格上，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其雷厉风行的施政方式更难以复制。

　　个性官员们施政方式与他们个人成长经历以及接受的教育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其施政行为中无不留下其个性色彩。从这个角度而言，个性官员会否人走政息产生孤岛效应的看法并非杞人忧天。

　　但这些个性官员的施政特点有不少共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义无返顾地进行改革，符合客观实际，顺应历史潮流，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拥戴。有了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他们的执政理念和思路就会被肯定和延续下去。随着仇和的步步高升，李仲彬的“新都政改”经验在各地推行，宋亚平的“咸安政改”在湖北成燎原之势，潘岳等人施政力度的不断加大……这一切表明，个性官员的个性施政并不会人走政息。

　　靠个性？靠制度？

　　对中国的百姓来说，出现李金华、仇和等这样的个性官员，的确有理由感动。通过个性官员们的努力，一些地方的官场顽症能够得以披露并最终有所改善，可谓是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种促进；他们的鲜明个性，给了人们可触摸的质感，增进了百姓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谅解和信任。

　　但有人认为，如果只靠某些个性官员个人的力量推动改革、捍卫政策权威，令人充满忧虑。他们认为，个性官员所揭示出的问题、所推行的政策，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就审计而言，虽然近几年来，每年的力度都很大，查出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一些部委却依然故我，个别的甚至变本加厉。在环保方面，虽然国家治理环保的呼声和力度越来越大，可污染事件却不断出现。出现个性官员，固然在很大意义上是百姓的幸运，但正如“总统是靠不住的”一样，要保证重大问题的彻底解决，仅仅依赖于个性官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他们认为，加强执政能力，树立政策的权威，不是个性官员所能承载的任务。面对令人击节的个性官员，在赞扬之外，对其背后隐含的问题，更应予以深刻的、制度性的思考。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法律依据缺失是我心里的痛处。‘限批’之初，常被质问‘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虽然《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提及了‘限批’的方式，但是以法律方式确定起来的文件确实还不够。”“说狠话”比较多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其怒斥和谴责的话语里也不免流露出对制度缺失的无奈。

　　所以，靠个性官员的强力执政仅仅是加强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要真正全面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巩固个性官员们的施政成果，保证问题的彻底解决，更需要建立完善的、科学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