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的学术乐园

　　中国研究的学术乐园

　　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被全世界的中国研究者所分享

　　1997-2007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采写：本报记者 陈亮

　　1963年，西方研究中国内地的学者在香港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专为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直到中国对外开放以前，中心成为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大本营。按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有200多本有关中国内地研究的学术著作，都在该中心完成。40多年来除了对学术界的贡献以外，中心对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具体到在中美建交等都起了正面作用。1988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后，中心渐渐成为中外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交流的平台，并倡导学术为社会服务，提倡实证研究，在中国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如今，中心成为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其使用之方便为海内外学者称道。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位于港岛上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被全世界最顶级的中国研究者所分享。无论是创立伊始的西方观察者，还是逐渐增多的内地学者，中心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段插曲，一块沉潜练功的内修之地。如今，他们都回了家。他们回到了华盛顿，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日内瓦……回到了每一块内地的决策、智囊中心。他们的意见开始影响着世界的步伐。而这一块神奇的自由领地，一如既往地在接纳着来自全世界的学术追求者。

　　诗歌·瘟疫

　　在2003年的那个春天，香港中文大学校内一片冷清，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影，也是口戴口罩，行色匆匆。

　　连日来，不断有人因感染非典而去世，这样的坏消息陆续传入这个校园，很多学生都回了家，很多机构都关了门。而独独在这所大学的田家炳楼八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响起了铿锵刚健的诗歌诵读声。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在所有人低迷惶惑之时，中心给大家注入了信心和力量。把时间的纬度拉得更长，中心一直扮演的，是一个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并带有极强现实关照的独立学术服务机构。在那一场诗歌朗诵会上，有来自内地的历史学家高华，青海做扶贫工作的朱话，广东做农村教育研究的葛新斌，还有NGO从业者……为了抵御瘟疫的蔓延，他们聚在一起，用一种独有的方式为非典中丧生的同胞哀悼，为依然处于灾难恐惧中的中国祈祷。

　　隔膜·交融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一片红色的海洋之中，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而此时的美国，正陷入朝鲜战争失败的阴影之中，国内“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东方与西方不仅在现实层面隔膜重重，就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是少有搭界。

　　到60年代末期，美国痛苦地撤离越南时，尼克松就学会了要放下几十年来的威尔逊理想主义，放下传教士般的世界领袖角色，慢慢挑起了那一副委屈的担子，开始对东方的中国展开了解。

　　美国必须了解中国，必须要有独立于政府驾驭的学术研究机构。这是Lucian Pye与Bill Marvel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之间一次极富远见谈话所达成的共识。前者那时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后者为美国教育与世界事务基金的主席。

　　其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两个研究中国的中心。一个在华盛顿大学，“西大王”George E·Taylor领军；一个在

哈佛大学，“东大王”费正清领军。在卡耐基、米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最终设在了中立地带——香港。亚皆老街155号一座残旧的小花园洋房，当时被称作“大学服务中心”。

　　刚开始的日子，美国学者靠访问从内地出来的新移民、游泳过来的难民，揣摩《人民日报》字里行间的意思，触摸中国的一丝一毫，靠着这几近唯一的途径，他们像是初出道的记者一般，兴奋而密切地注视着红色中国的每一桩变动。

　　在他们中间，有的反对越战，有的同情红卫兵，有的信奉共产主义，也有的信奉自由主义，还有人权活动家……中心的午餐每每引发争论和演讲。由于都是一帮年轻学者，创建中心的加州大学法学院学者Jerry Cohen当时也不过33岁，所以，这里不受任何权威左右，讨论异常开放。

　　正如哈佛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所言，对中国的浓厚兴趣是大家的共同之处。当中国与西方彼此敌对时，他们将中国视作世界的重要领土；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一些天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180度大转弯时，他们也依然没有忘记中国仍然存在的问题。中心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一直由私人基金会支持，向全世界学者开放，使其能够超越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干扰，以学术自由和对独立人格的绝对尊重公然屹立于港岛之上。

　　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一群年轻人，如今，都成为了世界上中国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根据80年代初的一份不完全统计显示，西方学者利用中心进行出版的学术专著已逾200部，其中的《X县》、《陈村》等作品至今仍是业内人士的必读之作。他们所开创的中国研究成果，成为了后来者前行的路标。如果你翻开这200部作品的后记，你会发现他们的致谢中几乎都会提到：感谢大学服务中心。

　　40多年过去了。如今，亚皆老街155号早已消失，周围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地。但在空间向时间的转换中，亚皆老街155号一直存在。它完整地保留在了那些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的头脑之中。卢西恩·派伊(Lucial Pye)、傅高义(Ezra F.Vogel)、鲍大可(Doak Barnett)，弗朗兹·舒尔曼(H.Franz Schurmann)、林恩·怀特(Lynn White)、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詹姆斯·E·谢里登(J.E.Sheridan)、唐纳德·G·基林(D.Gilli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众多如今顶着无数光环的学者，谈起半个世纪以前在亚皆老街155号默默耕耘的日子，依然动容。

　　年轻学子中，也有人成了中外邦交的重要使者。Steve Fitzgerald成了澳大利亚第一任中国大使，Dick Solomon在中美早期接触时曾任基辛格的助手，而Mike Oksenberg则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起了关键作用，卫奕信爵士后来则成了香港总督……

　　在对抵港游客的访谈中，密歇根大学学者、如今已是斯坦福教授的Jean Oi发现了一位来自云南的乡村教师，访谈结束就邀请她当自己的研究助手。这位当时30多岁的乡村教师，就是现在主持中心工作的熊景明。

　　独立·超越

　　随中国内地对外开放，中心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中心当时的主任，娶了中国女子为妻，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John Dolfin相当富于远见，他积极地转变中心的角色，将资料收藏作为重点。因为香港的地利，很快成为西方同类图书馆中首屈一指的资料中心.例如中心收集到一套完整的、始于50年代中央及各省的主要报纸。到80年代，在米伦、卡耐基、鲁斯、福特等基金会相继撤离的情况下，由于资金原因，中心必须得考虑搬迁。

　　与香港中文大学达成了确保中心对海外学者开放，维持中心资料收藏的规模和方向的共识后，中心的管理机构——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将中心迁移到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于1963年，正是大学服务中心在港成立的同一年。两间那时看来毫不相关的机构，却由冥冥之中的主宰将它们拴在了一起。中大建校的宗旨是“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中心是由希望了解中国的西方学者催生，以访问内地移民为重要研究方法的一代学者，在冷静的学术研究分析中，透露着那个严峻时代，经历劫难的中国人的期待。

　　在那一时期留下的学术著作中，在学术中立的宗旨下，学者的社会关怀跃然纸上。中心秉承、发展了那个特殊时期形成的特色，并将提倡研究为社会服务作为中心的宗旨之一。中心的内地学者访问计划，是从内地物色并邀请，从事实证研究并富有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学者。这些学者来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在这里不仅开拓了视野，而且找到某种“身份认同”，中心因此被内地学者戏称为学术界的“黄埔军校”。

　　今年6月16日，记者进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的办公室，看到一个人半蹲着，正从硕大的旅行包中一本一本抽书，全是到处搜集来的地图。“这些地图都得买，以后规划变了就找不到了。”他一边取，一边对熊景明说，应该设法弄清楚这些地图的确切勘测时间。这就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李磊(Pierre·F.Landry)，1990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心，从事博士论文写作研究。那时他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师从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前往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由高华指导其论文。在离开美国之时，李侃如只是叮嘱了一件事，那就是让他一定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看看。这一句叮嘱，是李侃如的老师鲍大可(A.Doak Barnett)在几十年前给李侃如的原话。

　　在1990年，他到南京大学之后，实在不习惯内地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一有空他就往香港跑，并且将“你一定要去中心看看”这一句话传递给了他的中国老师高华。

　　学者来到这里，除了查阅资料外，也进入了思想碰撞、学术交流的最佳场所。熊景明戏称自己为学术媒人，每天的工作，很大部分是介绍研究内容相似的学者相互认识。中心已经远远超越了图书馆的服务范畴，也可说中心代表了图书馆未来的方向。这里每周举行一到两次午餐研讨会，由在中心的访问学者，或途经香港的学者作与中国内地研究相关的演讲。中心的内地学者访问计划每年邀请长期从事社会实证研究的内地学者到此来做短期访问交流，也邀请西方出色的学者前来，并安排他们到其他院校讲演。2004年起，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亚太汉学研究中心合作，每年1月举办年度的国际博士生研讨班，去年又与该中心合作举办年度的中国研究方法学研习营。记者在中心观察了近一周，深感中心的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气场舒适。

　　在这里，许许多多从事社会基层实证研究的学者，不仅只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文献研究，而且得到中心“同学”的启发，众人感慨，这里是学者的乐园。中心注重邀请了很多中西部无名的学术研究者，比如今年三四月份到访的河北省新乐市木村乡的贾建友，他研究的领域是当前的热点之一：乡镇机构改革。这些学者离开中心后也始终与中心保持联络，为中心提供信息，寄来他们的著作，为中心网上论文库贡献作品。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心不间断地接纳了很多内地学者，这些学者也带去关于中国每一阶段、每一领域的一切变化。通过这些学者，中心见证着中国的每一步发展，同时，又独立并超越于现实。

　　收藏·前瞻

　　中心对世界各地及内地学者最具吸引力之处，是研究资料的完善及其使用的方便，如今，它已是全世界最为丰富的中国研究资料库。

　　2003年，高华在中心受访时，临时接受韩国国家电视台的访问，当电视编导提出一个他从未研究过的问题——朝鲜人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军队中朝鲜籍战士的状况时，他临阵磨枪，借用中心的东北地方志和人口统计资料，几十分钟就解决了问题。到中心来的各国学者都有类似感受，很多踏破铁鞋无处寻的资料，在中心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中心最引以为傲的是，迄今收集了840种中央、省、市乃至县级的年鉴、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大部分都始于创刊号。中国2882个县中，中心已经收到将近2800个县的县志，并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专业志，数千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和大量其他统计资料。这些基础的研究资料，包括中心的报纸、杂志收藏的丰富和完整，超过国内外的任何同类收藏。内地的图书馆不断改进，档案馆陆续开放，但到过中心的学者深信，中心为从事1949年后中国国情民情文献研究学者首选图书馆的地位，仍旧无法取代。

　　当资料电子化到来的时代，中心极具前瞻性。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心就已经着手将图书馆管理系统电子化，与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合作，建立数据库收藏，并设置了研究专题导向的资料检索系统。中心网上的中国研究论文库，成了国内外中国研究者重要的资料来源。但令中心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们以为可以将中心追溯到50年代初的报刊收藏封存或处理掉之时，竟发现这是海内外唯一的完成套收藏。目前，中心正筹建地县级数据库，突破仅收录经济数据的传统方式，加入社会、政治等指标。数据库将依然无偿开放给学术界使用。

　　人性·专业

　　除了硬件上的绝对优势和学术追求的独立性外，中心的人性化服务，读者至上的专业精神，形成了中心独特的个性。中心仅有7名工作人员，他们的热心、周到、细心让所有的来访者都感到宾至如归。

　　中心表现出在资料收集、整理及新技术的前瞻性，除新技术应用方面贡献杰出外，尤为重视在中心的学者间建立特殊的友谊圈。除了每周举行一至两次的午餐研讨会外，每逢周六，中心会组织大家去行山(爬山)，大家在行山途中，自由挑选谈话者，交流思想、净化心灵、亲近大自然。

　　中心还会约学者到家中聚会。6月16日，记者就有幸受邀，和中心学者八九人一起去熊景明家进行晚餐沙龙。持续近6个小时的欢声笑语，在那种家庭式的聚会中，各国学者轻松地沐浴在人性的温情、信任与光辉之中。

　　中心的熊景明、萧今、关信基是当今世界上中国研究领域最有号召力的学术召集人之一。

　　在中心的午餐研讨会上，气氛严肃而轻松。没有压力，没有权威，只有分享。关信基长期关注香港的政治变迁，在2001年，他做了一个“民主公民文化与选举行为”的午餐演讲。由于Word版图表中数据倒置，现场三四个声音同时指出这一个失误。清华大学两位学生，王磊和过勇双双发力，并没有因为关信基是尊长或中心负责人就心存顾忌。习惯了谦和气氛的内地学者，刚开始可能还不太适应这样的气场。在2001年3月7日，内地学者谢泳作了一次《1949－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分析》的报告。在一个小时的陈述过后，刘青峰、金观涛、陈方正、刘擎等在场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他进行了狂轰滥炸。其中有学者表示数据没有参照系，学术价值存疑；有学者表示，除了一些感性事例，别无其他。当然学者也都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谢泳在那一个中午收获的批评可能比在内地几十年的批评还要多。如今，谢泳除了对当时的窘境记忆犹新外，更感激的是大家那开诚布公的诚恳态度。

　　还有一位内地正厅级干部到访中心，事后向熊景明埋怨说没介绍他的级别。熊景明告诉他，这里不讲级别。现在的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是中心迁址香港中文大学后的第一位到访者，其时他是贵州团省委的一名普通干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设在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像河中央的小岛，聚集了一代又一代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者。西方各国学者独立于政治的学术研究，为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内地的了解，为跨越地界的中国研究学术圈的形成，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中心于1988年迁移到香港中文大学，18年来中心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研究的大趋势，即逐渐突破内地与海外的疆域之分，摆脱意识形态的约束，学术规范国际化，中外学者的合作从互相利用走向彼此互补。

　　而中心一直擎举并呵护的自由精神，在港岛繁荣的商业

神话中间，日益成为香港精神最重要的注脚。

　　(“香港点解”20篇系列报道至此全部刊发完毕)

　　香港回归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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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上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的Unger与香港的陈佩华，在大学服务中心写作博士论文时结识并结婚。现在，Unger是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而陈佩华已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权威。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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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